根据诗前小序可知：公元752年（天宝十一载），杨国忠奏请由李宓出征南诏。此战异常艰苦，转战行程达数万里之遥。几经周折，李宓于公元753年（天宝十二载）四月回到长安，向诗人自述其征战之惨烈，诗人为之感动而作此诗。关于李宓征南诏事，史书多有记载，出入较大。所谓南诏，据《旧唐书》记载：“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蜀时为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高宗时来朝……武后时来朝。”可见，南诏自三国后，一直臣服于中原势力，相安无事，直到公元748年（天宝七载），云南太守张虔陀因“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时“遣人骂辱之，乃密奏其罪恶”，首先挑起边境事端，造成连年烽烟。“十二载，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执国政，乃奏征天下后兵，俾留后，侍御史李宓将十余万，辇饷者在外，涉海瘴死者相属于路，天下始骚然苦之。宓复败于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至于李宓本人，据《旧唐书·本纪第九》所载“为阁罗凤所擒”。而《新唐书·本纪第五》则曰“死之”。关于战后，《资治通鉴》曰：“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具体时间上，史书记载与此诗序文都有出入，或许是李宓自述时，多有闪烁其词，具体情形有待进一步考证。

　　征南诏这场战争是杨国忠把持朝政，为博名邀功而随意派遣边鄙一太守盲目攻击周边弱小民族的冒失行为。事先没有经过仔细调查，事中又不能随机应变，导致了这场战争大败的灭顶之灾。然而这些内幕则不是高适所能深知，或者虽知而不敢言，但诗中所描述的山穷水尽的情形，所歌颂战士们无所畏惧的气概，的确荡气回肠，足以警戒世人，发人深省。

　　在这首诗中，诗人目的不在分析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和成败得失，而在称赞战士们为国赴难，不顾自身安危的慷慨激昂的感人举动。但诗人选取这么一个材料，却只是为了表达如此片面的见解，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十分书呆子气，给人一种本末倒置之感，这自然是诗人见识为时代和自身经历局限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