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诗前小序可知：公元752年（天宝十一载），杨国忠奏请由李宓出征南诏。此战异常艰苦，转战行程达数万里之遥。几经周折，李宓于公元753年（天宝十二载）四月回到长安，向诗人自述其征战之惨烈，诗人为之感动而作此诗。关于李宓征南诏事，史书多有记载，出入较大。所谓南诏，据《旧唐书》记载：“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蜀时为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高宗时来朝……武后时来朝。”可见，南诏自三国后，一直臣服于中原势力，相安无事，直到公元748年（天宝七载），云南太守张虔陀因“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时“遣人骂辱之，乃密奏其罪恶”，首先挑起边境事端，造成连年烽烟。“十二载，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执国政，乃奏征天下后兵，俾留后，侍御史李宓将十余万，辇饷者在外，涉海瘴死者相属于路，天下始骚然苦之。宓复败于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至于李宓本人，据《旧唐书·本纪第九》所载“为阁罗凤所擒”。而《新唐书·本纪第五》则曰“死之”。关于战后，《资治通鉴》曰：“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具体时间上，史书记载与此诗序文都有出入，或许是李宓自述时，多有闪烁其词，具体情形有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