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一载（752年），四十岁的杜甫写的《前出塞》是一系列军事题材的诗歌。这个时期还是唐朝的生长期，伴随着生长期的，是唐朝在军事上的扩张期，朝廷上上下下的预估大多是乐观的，杜甫却对唐玄宗的军事路线不太认同。

　　朱鹤龄说这九首诗是为天宝末年哥舒翰用兵于吐蕃而作。唐玄宗即位以后，为了满足自己好大喜功的欲望，在边地不断发动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不义战争。天宝六载（747年）令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天宝八载（749年）又令哥舒翰领兵十万再次攻打石堡城，兵士死亡过半，血流成河；天宝十载（751年）令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攻南诏，死者六万；又令高仙芝攻大食，安禄山攻契丹，两地百姓深受其苦。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

　　作者是唐代诗人杜甫，诗人先写《出塞》九首，后又写《出塞》五首；加“前”、“后”以示区别。《前出塞》是写天宝末年哥舒翰征伐吐蕃的时事，意在讽刺唐玄宗的开边黩武，本篇原列第六首，是其中较有名的一篇。 诗的前四句，很象是当时军中流行的作战歌诀，颇富韵致，饶有理趣，深得议论要领。所以黄生说它“似谣似谚，最是乐府妙境”。两个“当”，两个“先”，妙语连珠，开人胸臆，提出了作战步骤的关键所在，强调部伍要强悍，士气要高昂，对敌有方略，智勇须并用。四句以排句出之，如数家珍，宛若总结战斗经验。然而从整篇看，它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而只是下文的衬笔。后四句才道出赴边作战应有的终极目的。“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诗人慷慨陈词，直抒胸臆，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他认为，拥强兵只为守边，赴边不为杀伐。不论是为制敌而“射马”，不论是不得已而“杀伤”，不论是拥强兵而“擒王”，都应以“制侵陵”为限度，不能乱动干戈，更不应以黩武为能事，侵犯异邦。这种以战去战，以强兵制止侵略的思想，是恢宏正论，安边良策；它反映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愿望。所以，张会在《杜诗府粹》里说，这几句“大经济语，借戍卒口说出”。从艺术构思说，作者采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前四句以通俗而富哲理的谣谚体开势，讲如何练兵用武，怎样克敌制胜；后四句却写如何节制武功，力避杀伐，逼出“止戈为武”本旨。先行辅笔，后行主笔；辅笔与主笔之间，看似掠转，实是顺接，看似矛盾，实为辩证。因为如无可靠的武备，就不能制止外来侵略；但自恃强大武装而穷兵黩武，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诗人主张既拥强兵，又以“制侵陵”为限，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很有体会地说：“上四（句）如此飞腾，下四（句）忽然掠转，兔起鹘落，如是！如是！”这里说的“飞腾”和“掠转”，就是指作品中的奔腾气势和波澜；这里说的“兔起鹘落”就是指在奔腾的气势中自然地逼出“拥强兵而反黩武”的深邃题旨。在唐人的篇什中，以议论取胜的作品较少，而本诗却以此见称；它以立意高、正气宏、富哲理、有气势而博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