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人之生也，皆缘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则有患；若无其身，患从何有！夫欲免夫患者，莫若体夫至道；欲体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故心者道之体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观性，则圆明之体自现，无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顿超彼岸。此非心镜朗然，神珠廓明，则何以使诸相顿离，纤尘不染，心源自在，决定无生者哉！然其明心体道之士，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乱其真，则刀兵乌能伤，虎兕乌能害，巨焚大浸乌足为虞？达人心若明境，鉴而不纳，随机应物，和而不唱，故能胜物而无伤也。此所谓无上至真之妙道也。

　　原其道本无名，圣人强名；道本无言，圣人强言耳。然则名言若寂，则时流无以识其体而归其真。是以圣人设教立言以显其道，故道因言而后显，言因道而返忘。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根性迷钝，执其有身而恶死悦生，故卒难了悟。黄老悲其贪著，乃以修生之术，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以修生之要在金丹，金丹之要在神水华池，故《道德》、《阴符》之教得以盛行于世矣，盖人悦其生也。然其言隐而理奥，学者虽讽诵其文，皆莫晓其意，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诀，纵揣量百种，终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岂非学者纷如牛毛，而达者乃如麟角耶！

　　伯端向己酉岁于成都遇师，授以丹法，自后三传非人，三遭祸患，皆不愈两旬，近忆师之所戒云：“异日有与汝解缰脱锁者，当宜授之，余皆不许。”尔后欲解名籍，而患此道人不知信，遂撰此《悟真篇》，叙丹法本末。既出，而求学者凑然而来，观其意勤，心不忍拒，乃择而授之。然所授者，皆非有巨势强力能持危拯溺、慷慨特达、能仁明道之士。初再罹祸患，心犹未知，竟至于三，乃省前过。故知大丹之法至简至易，虽愚昧小人得而行之，则立超圣地，是以天意秘惜，不许轻传于匪人也。而伯端不遵师语，屡泄天机，以其有身，故每膺谴患，此天之深戒如此之神且速；敢不恐惧克责。自今以往，当钳口结舌，虽鼎镬居前，刀剑加项，亦无复敢言矣。

　　此《悟真篇》中所歌咏大丹、药物、火候细微之旨，无不备悉。倘好事者夙有仙骨，观之则智虑自明，可以寻文解义，岂须伯端区区之口授耶。如此，乃天之所赐，非伯端之辄传也。其如篇末歌颂，谈见性之事，即上之所谓无上妙觉之道也。然无为之道，济物为先，虽显秘要，终无过咎。奈何凡夫，缘业有厚薄，性根有利钝，纵闻一音，纷成异见，故释迦、文殊所演法宝，无非一乘，而听学者随量会解，自然成三乘之差。此后若有根性猛利之士，见闻此篇，则知伯端得闻达摩、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万法也；如其习气尚余，则归中下之见，亦非伯端之咎矣。

　　（大部分教内人士与学者认为此序与部分为伪或在宋金元道教虚弱时与其他道教资料一同被修改窜入，如古灵宝经本有极为鲜明的“文化本位立场”。然这些典型材料的绝大部分早在南北朝到元初佛道论战中,尤其是在元代佛教徒挑唆元朝统治者烧毁《道藏》即已被删改殆尽，致使早期灵宝派这一立场和思想长期隐晦不彰，直到敦煌道藏被发现才得已重现。但如果把《悟真篇》改的面目全非譬如修命的部分被改成佛教的，那后世重修道藏的时候一定会发现修改。故把部分换词，如道、仙被换成佛；真人被换成如来；道性被换成佛性、禅性；丹被换成禅等等流传于世。[2]  《嘉泰普灯录》中“吕洞宾参黄龙”“张伯瑞参佛经”故事的编撰具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此故事虽寓有“佛高于道”之意，但对此故事情节的虚构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而是在专门研究了道教内丹学的基础上精心编撰而成，因此对包括一些道教徒在内的读者均具有较大的迷惑性，不少道教徒都信以为真，吕洞宾参黄龙、张伯瑞参佛经竟被流传了下来，以至“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被视作吕洞宾名言而在道教界广为传播，如《道缘汇录》、《吕祖全书》、《西游真诠》等明清道教典籍均载有此事。而被篡改的悟真篇序与杂词则被载人《道藏》。可见其故事的影响力广泛受到当时宗教界的承认，很多道教徒都信以为真，不知察觉而潜移默化的维护传播此说；元代废道 ，道经损失严重 ，粗略统计，共阙794种2500卷，相当于半部明《正统道藏》被烧毁。明代重修《道藏》时，向各地区征集经书 ，编纂者把被修改的部分误以为是三教合一之作而载入道藏，也是情有可原。）

　　时元丰改元戊午岁仲夏戊寅日张伯瑞平叔再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