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述时政得失说：

　　我一一阅读史书，发现从夏、商、周到汉代，朝代不断交接更替，时间长的朝代可以延续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这些朝代都积善积德，赢得了民心。其中也有昏君，只不过依赖前哲教诲才免于灭亡。可是从魏晋以来，到周、隋之时，朝代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烟消云散了。这都是因为创业的君主没有广施恩德，只做到自保，对老百姓没恩惠可言。所以，只要继承王位者的政教稍有偏差，又值有人趁机造反，那么天下马上就会土崩瓦解。现在，陛下虽然创下奇功，平定了天下，但是，对百姓的恩德还很少。因此，应当推崇大禹、商汤、文王、武王之道，广布道德教化，为将来留有余地，为后世帝王创下稳固的基业。怎么可以认为只要当今的政治没有过失，保住今日的江山，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而且，自古帝王虽然都根据当时的局势，制定或宽或严的具体政策，但节俭、施恩却是历代政治的根本。只有这样，百姓才会爱戴君王如同爱戴自己的父母，仰慕君王如同仰慕日月，尊敬君王如同尊敬神明，畏惧君王如同畏惧雷霆。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没有动乱的原因。

　　现在处于天下大乱之后，百姓人口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然而，如今徭役仍然很多，一个家庭里面兄长才回到家，弟弟又不得不离开了，并且往来征程几千里，一年四季，没有休止。陛下虽然仁德，每每下令减轻徭役。可是，有些部门按计划，还是需要不断征派百姓去服劳役。官府减轻劳役的文书不断下达，可是，百姓服役的征程依然如故。我常常去访问民间疾苦，这四五年来，老百姓之中已有很多抱怨之辞了，他们认为陛下不体恤爱抚百姓。过去，舜让官吏住在茅草屋中，大禹以饮食丰美为恶。这些节俭的美德，我知道已不可能在当今推行。汉文帝顾惜百万资金，停止修建露台，他收集大臣们上书用的布囊来做大殿的帷幕，不让他宠爱的慎夫人的衣裙长得拖到地上。汉景帝认为织锦刺绣会妨碍女工，于是下令解散官府的作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汉武帝时，他虽然穷奢极欲，但还是继承了文帝、景帝的遗风，所以民心没有动摇。如果汉高祖之后就是武帝即位，那么汉代的江山必定不会保全。这些情况离当今较近，事情还了解得很清楚。现在，京城和益州等地正在大兴土木，各位王爷、妃嫔的服饰也极其精美，民间的舆论都认为这太奢侈。臣听说勤奋早起而功业盛大显赫的君主，后代还会因循懈怠；制定合乎常理的法令，久而久之还会出现弊端产生混乱。陛下年少时，生长在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的成败，也看在眼里，还尚且这样做。而太子生长在宫中，养尊处优，不知民间疾苦，将来即位之后，可想而知，情形堪忧啊。

　　我私下考察前朝以来国家成败的事，发现只要百姓心生怨恨，聚众闹事，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王即使悔过，没有能重新安定的。如今，改进政治教化，应当在还有改进余地的时候进行，如果发生变故，就来不及了。君主一般都认为，前代的灭亡是咎由自取，不知道自己也会犯这样的过失。所以，商纣王嘲笑夏桀的灭亡，周幽王、周厉王嘲笑商纣王的灭亡。隋代开国之时，又讥笑周、齐失掉江山。现在，我们也这样评价隋代，殊不知今日看待隋代，犹如隋之视周、齐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我害怕后世看待现在，犹如现在看古代啊。”这句话不可不引以为戒。

　　从前贞观初年，普天下霜灾歉收，一匹绢只能换得粟一斗，但天下平静。百姓知道陛下非常关心爱怜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从无讪谤抱怨之词。近五六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几石粟，然而百姓认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都有怨言，这是由于徭役过重，加以如今所兴办的事务，许多都是无关紧要的缘故。从古以来，国家兴亡不是由于积蓄的多少，而只在于百姓的苦乐。再就近代的事情来看，隋朝在洛口仓贮粟，而为李密所用；在东京堆积布帛，结果被王世充占有；西京府库的财物也被大唐所用，至今还未用完。当时如果洛口、东京没有粟帛，那王世充、李密就不可能招聚大众。当然贮积钱粮财物本是国家的常事，总得等百姓衣食有余，然后再去征收。如果百姓劳苦而强行收刮，最后还是帮助了贼寇，所积聚的财物并没什么好处。不过，用节俭来与民休息，在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所以如今实行起来也不会困难。只要实行一天，天下都会知道，大家就会载歌载舞。如果百姓已经劳苦，还用个不停，一旦中国受水旱之灾，边境有风尘之警，狂悖狡黠的人就会乘机作乱，就将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不仅仅是使圣上晚进餐迟睡觉而已。如果以陛下之圣明，真要励精图治，不用远求上古的办法，只要做到像贞观初年那样，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

　　唐太宗说：“最近命令营造随身的小器物，没想到百姓因此而不满，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命令停止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