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
太公曰：“不慎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
文王曰：“六守何也？”
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
文王曰：“慎择六守者何？”
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断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人君无以三宝借人，借人则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问三宝？”
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
文王问太公道：“统治国家管理民众的君主，其所以失去国家和民众的原因是什么？”
太公答道：“那是用人不慎造成的。君主应该做到六守、三宝。”
文王问：“什么是六守？”
太公回答说：“一是仁爱，二是正义，三是忠诚，四是信用，五是勇敢，六是智谋。这就是所谓的六守。”
文王问：“如何审慎地选拔符合六守标准的人才呢？”太公说：“使他富裕，‘以考验他是否逾越礼法；使他尊贵，以考验他是否骄横不驯；委以重任，以考验他是否坚定不移地去完成；命令他处理问题，以考验他是否隐瞒欺骗；让他身临危难，以考验他是否临危不惧；让他处理突发事变，以考验他是否应付裕如。富裕而不逾礼法的。是仁爱之人；尊贵而不骄横的，是正义之人；身负重任而能坚定不移去完成的，是忠诚之人；处理问题而不隐瞒欺骗的，是信用之人；身处危难而无所畏惧的，是勇敢之人；面对突发事变而应付裕如的，是有智谋的人。君主不要把三宝交给别人，如果交给别人，君主就会丧失自己的权威。”
文王问：“您所指的三宝是什么？”
太公答道：“大农、大工、大商，这三件事叫做三宝。把农民组织起来聚居在一地进行生产，粮食就会充足；把工匠组织起来聚居在一地进行生产，器具就会充足；把商贾组织起来聚居在一起进行贸易，财货就会充足。让这三大行业各安其业，民众就不会寻思变乱。不应打乱这种区域结构，不要拆散居民的家族组织。使臣民不得富于君主，城邑不得大于国都。具备六守标准的人得到重用，君主的事业就能昌盛发达；三宝发展完善，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实行改革，并最终称霸的过程，就是“三宝完，则国安”的最好例证。
春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各诸侯国之间争战不断。齐桓公为争夺霸权，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在内政上，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国”就是国都及其郊区。“叁其国”就是把“国”划分成二十一乡，工商乡六个，士（农），乡十五个。“鄙”就是乡村。“伍其鄙”就是规定三十家为一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设一卒帅；十卒为一乡，设一乡帅；三乡为一县，设一县帅；十县为一属，设一大夫。全国乡村共分为五属，分别由五个大夫管理。“叁其国而伍其鄙”的目的，是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也就是使民众各有其居，各守其业，不许杂处或任意迁徙。
接着，管仲又进行军制改革，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也就是把军令寓于内政之中，寓兵于农，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有机结合起来，平时生产，战时从征。十五个士乡的行政组织是：五家一轨，设一轨长；十轨一里，设一有司；四里一连，设一连长；十连一乡，设一良人。与此相应的军事组织是，每家出一人，一轨组成一伍。由轨长率领；一里五十人，组成一小戎，由里有司率领；一连二百人，组成一卒，由连长率领；一乡二千人，组成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一万人，组成一军，立一元帅。这样十五个于乡可以组成三军，从而扩大了兵源，增强了军力。
管仲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采取了“相地而衰征”的措施，按照土地的好坏分等级征税。还规定国家经营盐铁事业，设立盐官煮盐，设立铁官掌管制造农具，鼓励鱼盐贸易等等。
管仲创设了“三选”制选拔人才。规定各乡把本乡中有才德武功的人推选到国家中去，是第一选。这些人经过有关部门的试用考核，将其中优秀的推荐给国君，这是第二选。国君再亲自考核，合格者任命为上卿的助手，为第三选。为了加强国君的权力，管仲要求桓公掌握住生、杀、富、贵、贫、贱“六柄”，实行“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
经过上述改革，齐国实力迅速增强，为后来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