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问太公曰：“原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
太公曰：“爱民而已。”
文王曰：“爱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官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文王问太公道：“我想知道治国的根本道理。要使君主受到尊崇，民众得到安宁，应该怎么办呢？”
太答道：“只要爱民就行了。”
文王问道：“应当怎样爱民呢？”
太公回答说：“要给予民众利益而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使民众取得成功而不败坏他们的事情，保护民众生存而不无辜杀害，给予民众实惠而不掠夺侵占，使民众安乐而不要让他们蒙受痛苦，让民众喜悦而不要激起他们愤怒。”
文王说：“请您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
太公说：“民众不失去职业，就是得到利益；不耽误农时，就是促成了民众的事情；减省刑罚，就是保护了民众生存；少征收赋税，就是给予民众实惠；少修建官室台榭，就是使民众安乐；官吏清廉不苛扰盘剥，就是让民众喜悦。反之，使民众失去职业，就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时，就是败坏民众的事情；民众无罪而妄加惩罚，就是杀害他们；横征暴敛，就是对民众的掠夺；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台榭而疲劳民力，就会增加民众的痛苦；官吏贪污苛扰，就会激起民众的愤怒。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统驭民众像父母爱护子女，兄长爱护弟妹那样，看到他们饥寒就为他们忧虑，看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痛，对他们施行赏罚就象自己身受赏罚，向他们征收赋税如同夺取自己的财物。这些就是爱民的道理。”
唐朝贞观年间，“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安静。这一和平繁荣的大治景象的出现，同唐太宗李世民的爱民政策密切相关。
唐朝是在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隋末农民起义推翻隋王朝的事实，给李世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作皇帝后，经常和臣下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注意以隋亡为戒。他把君主比作舟，把民众比作水，认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治国必先安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因此，把“存百姓”作为治国的大政方针。“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存百姓的关键是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所谓“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从这一思想出发，唐太宗采取了许多重农措施。如推行均田法，奖励垦荒，实行租庸调法，轻徭薄赋，防止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去奢省费，躬行节俭。当时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的状况，但唐太宗坚决不答应。因为“崇饰宫字，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等等。
由于上述政策的推行，经济迅速恢复，社会趋向稳定，几年之后，便出现了“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的太平盛世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