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人战》为题，旨在阐述战争中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为正义而战的问题。它认为，所谓“人战”，就是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破除迷信邪说以坚定部队斗志的问题。出师过程中，凡遇各种怪异现象，都要主将给予妥善解决，以保持部队高度稳定。只要所进行的是“以顺讨逆，以直伐曲”的战争，都要坚定不移地去战斗。本篇这里所说的“以顺讨逆，以直伐曲”，实际是讲战争的性质问题。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是有不同的认识标准的。尽管本篇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待战争性质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在继承前代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明确赋予战争以“顺”与“逆”、“直”与“曲”，即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别，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唐武德六年（公元６２３年）八月，赵郡王李孝恭奉命进讨据守丹阳称帝反唐的辅公祏，行前在与诸将饮筵席上，出乎意料地发现杯中酒呈红色，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怪异现象，满座皆惊惑不解，认为这对出师不吉利。唯独主帅李孝恭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对此种怪异现象，孝恭从容不迫地解释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自顾无负于物，诸公何见忧之深！公祏恶积祸盈，今承庙算以致讨，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后征。”（见《旧唐书·李孝恭传》，下同）孝恭一席鞭辟入里的话语，不禁使诸将狐疑顿释，情绪安定下来。作为唐军主帅的李孝恭在突遇某种变异现象时，不但自己不惊惑、不迷信，而且还能及时令人信服地予以解惑释疑，从而保持了部队的高度稳定，这无疑是确保尔后作战胜利的重要条件。当然，唐军此战的胜利，更主要原因还在于李孝恭能够从实际出发，实施恰到好处的作战指导。首先，当对方来攻之时，他采取了“坚壁不与斗”的方针，使自己处于以逸待劳的态势；其次，他“使奇兵断其粮道”，陷对方于饥疲状态；第三，又“使羸兵扣贼垒挑之”（见《新唐书·李孝恭传》），诱使对方陷入唐军精骑包围之中，结果，一战大败辅公祏军。公祏穷蹙不支，弃丹阳东走，孝恭急命骑将追击，至武康而活捉辅公祏，“江南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