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劳》一诗，《毛诗序》以为“召穆公刺厉王也”，郑笺云：“厉王，成王七世孙也，时赋敛重数，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刺之。”朱熹《诗集传》则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毛诗序》无误。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凫鹥》、《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姚际恒评曰：“开口说民劳，便已凄楚；‘汔可小康’，亦安于时运而不敢过望之辞。曰‘可’者，又见唯此时可为，他日恐将不及也，亦危之之词。”（《诗经通论》）很能抓住要害。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陈子展说：“盖诗人已豫见厉王溃灭，故不觉其言之丁宁而沉痛也。”（《诗经直解》）诚然。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钟惺是这样解释的：“未有不媚王而能虐民者，此等机局，宜参透之。”（《评点诗经》）但比他更早，严粲就这样分析过：“无良、惛怓、罔极、丑厉、缱绻，皆极小人之情状，而总之以诡随。盖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诡随入之，其终无所不至，孔子所谓佞人殆也。”（《诗缉》）其实，说穿了，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