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

　　首联开门见山，直抒历史。翻开汉王朝的历史，里面记载着很多的和亲与通婚之事。如汉武帝刘彻将细君嫁到乌孙王国，汉元帝刘奭把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等。这种和亲或通婚政策并没能阻止大汉王朝的衰败，挽救它江河日下的颓势。由此可见，这种计策是极其短见和拙劣的。这里其实是以汉喻唐。他在这里回顾了历史上某些“和亲”政策的教训，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明了对执行这种政策的鲜明态度。

　　颔联单刀直入，诗人在这里直白地表露了自己的观点，国家的稳定在于君主的圣明，大臣的贤能，而将一个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一个和亲或通婚的女子身上，那是靠不住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实施这种和亲政策，正暴露了君王的昏庸、将相的无能。诗人洞察和亲政策的虚弱，表现出了识见的高远和对时局的忧虑。

　　颈联鞭辟入里，揭露实质。目睹当时的社会事实，诗人痛心疾首，诗人对唐王朝采取这种屈辱的和亲、通婚政策，意欲求得天下太平的做法，很是不满，于是在此直接大胆地给它敲响了警钟，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可耻和屈膝投降本质揭露无遗。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诗人在这里实际上是讽刺了唐王朝所谓的国家重臣的庸懦无能，感叹当今朝廷缺少真正得力的大臣来维护江山社稷。最后两句作者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宏大深广。

　　这首诗，诗人反对以屈辱为条件去暂时求得国家安宁的和亲政策，无疑是正确，有见地的，体现了崇高的民族尊严和爱国思想。当然，至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得失，要具体分析，如汉元帝以宫女王昭君远嫁南匈奴，对促进民族和睦，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能一概予以否定。作者多次参加边庭幕府的征讨活动，对国家民族命运非常关切，坚决主张抗击外族侵扰。

　　这首诗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以汉朝故事来讥斥唐代君王同样的做法，诗意显露，态度鲜明，起到了很好的讽谏作用。语言朴素凝练，通俗易懂，感情激昂痛切，真实动人。由于感情上愤懑激越，所以这首诗的缺点也就在于过度直露，缺少含蓄之美。

　　唐代从安史之乱后，朝政紊乱，国力消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都曾经采用“和亲”的政策），但结果却是侵扰愈多，使边境各族人民饱受痛苦。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便创作了此诗讽刺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