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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迹

洛阳求学
  班固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加之班固聪明好学,9岁就能写文章、诵诗赋了。当时,父亲班彪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后来,父亲有意续写《史记后传》,开始阅读大量汉朝典籍。在父亲的影响下,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这时,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游学,他景仰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也前来拜班彪为师,虚心求教。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事业充满敬意,称赞班彪的著述可与太史公、扬雄媲美。由于他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与年纪比他小五岁的班固逐渐熟悉起来,并对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的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并对他们谈论汉事不时插上一二句颇具见识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不禁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胭、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23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

私撰《汉书》
  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竞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关进了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当时,不仅“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甚至“国史”一般也不能为个人所拥有。汉元帝时东平王刘宇上书求赐《太史公书》被拒绝之事,即可证明。
  班固虽是外戚后代、儒学世家子弟,但他本身却连个官阶很低的郎官都不是,却如此大胆,敢于私修国史,岂不是触犯了朝廷大禁!前不久,扶风郡有一个叫苏朗的人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形势,班家老小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他要向汉明帝上书申诉,为哥哥雪除冤枉。
  班固被告“私修国史”,身陷囹圄,不知将被如何处置,更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罪”。他立志著史,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且也是要远接从司马迁、刘向、扬雄以来修史的传统,更是为了宣扬“汉德”。西汉一代210余年,有过赫赫功业,也有过许多弊政,其中治乱兴衰,使人慨叹,给人启发,写出一部“汉史”,正是当今学者的责任。何况王莽灭亡至今已40年了,再不及时撰成史书,后人所能获得的史料岂不更少!所以他才拿起笔来,立志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不料遭人诬告,如果此番不明不白地被处死,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尽付东流!为此,班固忧愤交加,心痛欲裂。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这时,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加以劝慰。明帝赞赏班固的志向,器重他的才能,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

受诏修史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最初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郎官是汉代进身的开始,班固的职务是校书,故称“校书郎”。他继续修撰光武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28篇。这样,有关光武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被召到京师以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贫”,班超“常为官慵书以供养”。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时间一长,明帝也关心地问起他的家庭生活,有一天,汉明帝突然想到前些日子赶到洛阳阙下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便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回答说:“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
  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立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奉旨撰书
  班固48岁那年(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东汉朝廷有一件大事。议郎杨终上奏说:“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因此,杨终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出席会议的有班固,博士赵博、李育,议郎杨终,郎官贾逵,鲁阳侯丁鸿,广平王刘羡,还有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等,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杨终在会议前因事入狱,由班固和赵博、贾逵等人上书,提出:杨终深晓《春秋》,学问渊博,请求章帝赦他出席参加会议。杨终自己又上书申冤,即日被允许交上一笔赎金,出狱与会。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一书内容十分庞杂,主要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对西汉董仲舒以后的今文经学书》卷40《班固传》:“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书。”则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白虎通德论》,再经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即《白虎通》)。《白虎通德论》后来亡佚。又,《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记载说:“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由臣,薯为诵叟”和哀、平以降的谶纬之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论、先验情性论等进行了修补和总结,并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国家制度、军队刑罚、礼仪规章、人伦关系以及耕桑商贾等进行了系统规定,具有国家宪章和神学法典的意义”,被视为宣扬谶纬神学的典型著作。

北征匈奴
  班固“潜精研思”25年,撰成《汉书》,但由于《汉书》长期未能脱稿,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班固主要是在默默无一闻中生活,如果说有一些影响的话,就是曾得到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他看到那些才能不如自己的人,纷纷从政,获得进身之阶,风光一时,真有些不甘心。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时机,以求建功立业。在当时,建立军功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好途径,而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年届58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去北攻匈奴。
  光武帝时,窦融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成为显赫的功臣权贵之家。又历明、章二世,窦氏势力更加兴盛。班固求进心切,利用班、窦两家同乡、世交的关系,决定投附窦氏家族。但他未能觉察,这时的窦氏专横跋扈,已成了朝廷的危险势力。
  章帝初年,窦融的曾孙女被立为皇后,窦宪依靠身为皇后之兄的关系,很快升为虎贲中郎将,随着权力的增长,他更加不可一世,随便霸占别人的财产,无恶不作。
  窦宪不但欺负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敢于欺负皇帝的姑母。皇帝姑母叫沁水公主,在洛阳拥有一座好园田,窦宪利用权势贱价夺取过来,公主迫于他的气焰,不敢同他计较。有一天,章帝乘车出行,经过沁水公主园田,高兴地告诉窦宪这是沁水公主的园田。窦宪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事后章帝终于发觉沁水公主园田被窦宪侵占,怒不可遏,召来窦宪斥责道:你的手段骇人听闻,竟敢欺负到皇姑头上来了,明明是你已经霸占了公主的园田,还学赵高的样子,“指鹿为马!”“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正告窦宪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要他“深思前过”,痛改前非。窦宪自知闯了大祸,求窦皇后说情,最后退出公主园田,暂时了事。
  (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即位,年仅10岁,窦太后临朝。窦宪成了国舅老爷,很快即被起用为侍中,控制大权。他的弟弟窦笃被任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壤被任为中常侍,兄弟叔侄“皆在亲要之地”。凡窦宪本人的意旨,在外授意早有名望的旧臣写奏书,在内由他向太后陈述,“事无不从”。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随意杀人。齐殇王的儿子刘畅,因章帝丧事来朝吊问,乘机讨好了窦太后,得到一个宫内职位。窦宪怕刘畅受宠,妨碍他专擅朝政,竞派人将他刺杀。后来,事情暴露,窦宪被关在宫内,等候治罪。这下窦宪着了慌,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正逢南匈奴请兵攻伐北匈奴,朝廷便拜窦宪为车骑将军,率大军出塞。窦宪北征匈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班固不知其中内情,随军出发,任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大军从朔方三路北袭,窦宪遣各部将及匈奴左谷蠡王等,率精骑万余,在稽落山(今蒙古达兰札达加德西北)大破北匈奴军队。窦宪与副将等登上远离边塞三千余里的燕然山(蒙古杭爱山脉),由班固撰写《封燕然山铭》文,刻石纪功。班固还撰有《窦将军北征颂》一文,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窦宪班师后出镇凉州。第二年,北匈奴单于因大败之后势力衰弱,派亲王向窦宪通报希望觐见东汉皇帝,请求派使者前来迎接。窦宪上奏,派遣班固以中护军兼代中郎将职务,与司马梁讽一起,带领数百人骑马出居延塞(今甘肃额齐纳旗)迎接,正遇上南匈奴出兵打败北匈奴,班固一行到达私渠海(在稽落山西北),获知北匈奴已遁走而折回。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派部将出兵北击,此后北匈奴向西远徙,东汉最后解除了匈奴的威胁。

含冤被害
  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进入窦宪幕府。此时的窦宪,因为平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众多,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朝臣震慑,望风希旨。尚书仆射郑寿、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被迫相继自杀。窦宪的三个弟弟又把持着卫尉、执金吾、光禄勋的要职,窦氏家族还有十几人任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少府等。他们在京城无法无天,奴仆肆意强夺民财,侵害百姓,抢夺民女。街市上的店铺害怕窦氏,看到他们,都像逃避强盗一样,紧锁店门,躲避起来。他们大权在握,仍不满足,又想杀死皇帝,夺取最高权力。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的爪牙邓叠、女婿郭举等阴谋在宫中杀死和帝。和帝觉察到他们的阴谋,事先与中常侍郑众定计,把邓叠、郭举等收捕斩首,并将窦宪等人革职,送回封地,窦宪等被迫自杀。班固本来与窦宪案件毫无关系,但在封建时代,一人有罪,株连甚广,班固因与窦宪关系密切而被免职,以后又被冤枉逮入监狱。当时的洛阳令种兢对班固一家怀有私仇。因为班固平常对子弟管教不严,有的子弟不守法纪,地方官吏感到头痛。曾有一次,种兢出行,班固的家奴因喝醉酒冲撞了他的车骑,种兢手下官吏对他推搡训斥,家奴迷迷糊糊,口出恶言,种兢大怒,可是畏惧窦宪威势,不敢发作,从此怀恨在心。窦宪案发后,以前窦家的宾客一一被逮捕拷问,种兢借机报复,将班固关进监狱。在狱吏的拷打折磨下,这位对中国文化史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竟冤死狱中,卒年61岁。事后,和帝曾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