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平凉“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杰出的才俊，但纵观他一生的际遇，却是一个让人无限哀惜的悲剧人物。

　　赵时春只活了57岁。他进入朝廷做官，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年，就这十年，也是三起三落，既蹲过锦衣卫的天牢，又挨过皇帝的板子，就连最后的死因，也是扑朔迷离。赵时春是平凉上了国史的人物，但《赵时春传》对其死因隐而未提，甚至连卒年卒月也没有，这种情况在正史中是不多见的。那么，赵时春究竟是怎么死去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历来最简便的解释就是病死。赵时春一生坐过牢，挨过打，吃过败仗，险些丢掉性命，很早就落下痼疾，说他最后病死似乎顺理成章。不过，也有人质疑绝对不是病死，而是被两个入室行窃的小毛贼所害(见荆爱民杨维周合著《赵时春传》)。这种怀疑和推测大致不差，但还缺乏深层的分析和探索，大致不差是因为赵时春的确有被人暗杀之嫌。 　赵时春卒于嘉靖四十五年农历丙寅腊月(1567年1月)，而嘉靖驾崩是在农历同年11月，也就是说，嘉靖晏驾一月，太子尚未正式登基，朝中正在举哀发丧皇权迭变，赵时春就突然死去，这事情发生的实在有些蹊跷。

　　早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赵时春第一次被“下狱掠治，黜为民”，9年之后，又受召回京复官，命为翰林院编修兼司经局校书。赵时春为什么在9年后能回京复官？这要看他当初遭到贬黜的原因。赵时春任刑部主事时曾经先后两次给嘉靖上《崇治本疏》，指陈时弊，倡言革新，不但未被采纳，反而龙颜大怒。我们知道，吴晗写过一个历史剧《海瑞骂皇帝》，海瑞骂的这个皇帝就是弄的民生凋敝“家家干净”的嘉靖，其实海瑞并非开骂嘉靖之先例，看了《崇治本疏》，骂嘉靖最早的人，不是别个，正是意气方盛的赵时春。所以，从君臣关系开始定位，嘉靖就不喜欢赵时春，由于《崇治本疏》刺中嘉靖痛处，嘉靖更是恨之入骨，如果不是念其年纪轻轻，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到了嘉靖十八年(1539年)，赵时春凭什么又能回京复官？这主要是因为朝廷上坐龙椅的皇帝与行立左右的储君太子之间的矛盾日益渐趋缓和。翰林院一般为太子所掌管，太子正在扩充翰林院，其实也是为了物色、扩充自己的力量，他必然地想到了赵时春，也就是说，赵时春的《崇治本疏》是得到太子由衷赞赏的。所以，赵时春一回京复官，立即成为“东宫官属”，在翰林院供职，与太子朝夕相处。这时的嘉靖荒淫无道，一难以适从嘉靖淫欲无度的宫女，在不堪蹂躏时，趁嘉靖熟睡几乎将其勒死，嘉靖苏醒后，极端残忍地将宫女处死，但嘉靖仍不引以为戒，反而更加沉湎迷信于方士道人的铅丹红丸，纵欲不断，连日累月托病不朝，大小朝政一律推诿于奸相严嵩。赵时春此时与太子亲信罗洪先、唐顺之三人联名上疏，要请太子御殿临朝摄政，接受百官朝贺，也就是要推行政变，接管政权，这本是推进明朝政治改革走向开明的一步，但嘉靖看到后大为震怒，忿曰：“汝等料朕必不起也。”赵时春又一次被“杖刑八十，削籍为民”，罗、唐二人也被杖责除名，太子派的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联想到这一事实，我们不仅要问：嘉靖晏驾，太子酝酿登基，赵时春原是“回籍听调”，看来复出有望，调迁时机以臻成熟，而在此时为何会突然死亡？死亡时间又正是嘉靖去世消息传至天下、平凉韩王也正在依国丧之列举哀。如果说此时赵时春偶被两个小毛贼杀害，小毛贼不过以偷窃为生，为什么直奔其室偏要夺人性命？由此看来，这两个毛贼非同一般，其手段也非常高强。虽说赵时春乃一介文人学士，但毕竟巡抚山西提督雁门，“善骑射”，曾经是一个上过阵打过仗的民兵统帅，难道毫无挣扎毫无声息地就会死在两毛贼之手？我们这么说的意思不是别的，而是可以断定，杀害赵时春的不是小毛贼，而极有可能是衔命而来的专职杀手。明朝中央政府自建立东厂以来，鹰犬遍地，大内缇骑横行无忌，密捕暗杀几为常事，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一是有人害怕赵时春复出于己不利，抢在新君未立诏书未达之前下了毒手；二是东厂忠实贯彻嘉靖死不饶人密诏遗命也大有可能，而这一点，正是后世史家无从下笔的原因。赵时春的确切死因，从此不但史无记载，而且四百多年以来如同石沉海底。

　　赵时春兄弟三人，他排行为二。其兄赵时元，其弟赵时泰，三人均为同父异母所生。赵时元是赵时春父赵玉原配史氏所生，长时春十岁有余，据平凉民间口传，赵时元为人诚实，一生不曾考取功名，在平凉城南峻谷村以开油坊为业，人称“赵家油坊”。赵时元留有三子，名守约、守敬、守业。赵时春为其父续弦许氏所生，赵时春生有二子，名守严、守愚。其弟赵时泰为其父小妾王氏所生，所谓“庶出”。令人不解的是，赵时春死后，其兄弟子侄皆从此隐没不显，或离开平凉隐姓埋名，或抛弃家业远走他乡，以致赵时春后裔在平凉一直无从稽考，仅其女婿周鉴，任过两任督学及河南布政使，明朝天启年间，仍有声望。试想，不是赵时春死因不明，内中必有隐曲，甚而刀光剑影，何以赵氏一门如此恐祸延身？以致在平凉绝迹，岂不悲夫！

　　那么，造成赵时春最终悲剧的主观原因又是什么？

　　笔者以为：首先，赵时春处在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的形势面前，自己仍然好发议论，常常不可与言而言之，所谓因言获罪；其次，赵时春犯了封建社会正派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不自量力，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而对宿仇政敌轻无戒备，对有意加害不但不防反而自命自诩。尽管赵时春不谙为官之道，但在文、治史方面仍然成就很高，无愧平凉人杰，我们应该不断研究他，丰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