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清楚这首诗，必须牵涉到当时的一段历史。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他的叔父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曲沃在当时是晋国的大邑，面积比晋都翼城（今山西翼城南）还要大。再加上桓叔好施德，颇得民心，势力逐渐强大，“晋国之众归焉”（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过了七年，即公元前738年，晋大臣潘父杀死了晋昭侯，而欲迎立桓叔。当桓叔想入晋都时，晋人发兵进攻桓叔。桓叔抵挡不住，只得败回曲沃，潘父也被杀。作者有感于当时的这场政治斗争，在事发前夕写了这首诗。《毛诗序》云：“《扬之水》，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将诗的创作背景交待得很明白。

　　后人对此诗的主旨和作者，有不同的意见，今人程俊英采严粲《诗缉》“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之说，在《诗经译注》中认为“这是一首揭发、告密晋大夫潘父和曲沃桓叔勾结搞政变阴谋的诗”。诗中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绣”等都是就潘父而言，说这些本都是诸侯穿的服饰，而“他也穿起诸侯的衣服”，并进一步推测该诗作者“可能是潘父随从者之一”，他是“忠于昭公”的。但今人蒋立甫认为“这样理解，恐于全诗情调不合”，他引陈奂《诗毛氏传疏》之语“桓叔之盛强，实由昭侯之不能修道正国，故诗首句言乱本之所由成耳”，认为诗中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绣”等都是就桓叔而言，是“由衷地希望桓叔真正成为诸侯”，他也推测该诗作者“可能是从叛者”，但并不“忠于昭公”，而是站在桓叔一边的。宋朱熹的说法比较平稳，以为“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是为桓叔。后沃盛强而晋微弱，国人将叛而归之，故作此诗”（《诗集传》）。

　　蒋立甫之说似更合理。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此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