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诗的背景，历代《诗经》研究者的看法多有分歧，大体上有三种观点：一是《毛诗序》的说法：“《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郑笺、孔疏皆从其说，至宋代又加进理学内容，所谓“此诗言人之喜怒未萌，则思欲未动。及其私欲一炽，则天理灭矣。故思以反其初而乐其未知好色之时也”（黄檬《毛诗集解》）。至明代何楷更坐实史事，他说“《隰有苌楚》，疾恣也。桧君之夫人与郑伯通，桧君弗禁，国人疾之。”（《诗经世本古义》）朱谋玮《诗故》则说：“伤桧之垂亡而君不悟也……亡国不知自谋也。”增添了“亡国”的内容。清刘沅《诗经恒解》又沿此说进而发挥，他说“盖国家将危，世臣旧族……无权挽救，目睹衰孱，知难免偕亡，转不如微贱者可留可去，保室家而忧危也”。二是朱熹《诗集传》首创之说，云：“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后世循其说者甚众，如许谦、丰坊、姚际恒、方玉润等。姚际恒、方玉润避开朱说“政烦赋重”，而改为泛论，姚说：“此篇为遭乱而贫窭，不能赡其妻子之诗。”（《诗经通论》）方说：“此遭乱诗也……此必桧破民逃，自公族子姓以及小民之有室有家者，莫不扶老携幼，挈妻抱子，相与号泣路歧，故有家不如无家之好，有知不如无知之安也。”（《诗经原始》）而现代学者则取朱说而强化了阶级内容，郭沫若说：“做人的羡慕起草木的自由来”，“这种极端的厌世思想在当时非贵族不能有，所以这诗也是破落贵族的大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人又进而判定“这是写当时劳动人民所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三是现代才出现的情诗说。闻一多以为“《隰有苌楚》，幸女之未字人也”（《风诗类钞》）。李长之以为“这是爱慕一个未婚的男子的恋歌”（《诗经试译》）。高亨也说“这是女子对男子表示爱情的短歌”（《诗经今注》）。不同的是闻一多视此诗为男子所作，李长之和高亨则认为是女子所作。

　　此诗的创作时间，程俊英《诗经注析》认为“桧国在东周初年被郑国所灭，此诗大约是桧将亡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