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条件
　　隋朝在农民起义中覆灭，给唐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唐朝初年，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魏征积极进谏。太宗起初对魏征的直谏尚有抵触，扬言要杀他，后来他悟出魏征是为了国家地长治久安，便越来越能够接受魏征的建议，并且付诸实施。这篇奏疏写于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唐太宗登基后，开始了一段较有作为的政略，所以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他曾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资治通鉴》卷一〇九四著）。
　　可是，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唐太宗开始大修庙宇宫殿，四处游玩，劳民伤财。就在魏征呈上此文的当年，已经民怨沸腾。为此有的大臣向他进谏，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书中指出：“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息时”而“咸有怨言”（《贞观政要》卷十）。他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新唐书·魏征传》）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如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建的亭台楼阁，便大发议论说：“（炀帝）将行幸不息，民怨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但最后他却洋洋得意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贞观政要》卷十），并且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又如要选拔人才，太宗收到许多有用的建议，可是没有像样的行动。魏征曾上疏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贞观政要》卷七）。就在唐太宗越来越忘乎所以，别的大臣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魏征却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这五个月中，连给唐太宗上了四疏，《十思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此为四疏中第二疏）。（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2年第2期《一篇真实得体的奏疏》）
　　在此疏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思想，为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去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戒奢侈、恤百姓、戒焦躁、不自满、不放纵、不懈怠、纳忠言、远小人、克喜怒、明赏罚等数十个建议。（《贞观政要》）

背景环境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的谏议大夫魏徵，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上书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篇奏疏；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对这个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主题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虚心以纳下等十个治国需警醒的要点。
　　唐太宗登基后，开始一段是较有作为的，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他曾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资治通鉴》卷一〇九三）
　　可是，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加上对外战争年年胜利，边防日益巩固，国威远扬，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他渐渐骄奢起来，忘记了“以民为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开始作威作福起来了。
　　就从贞观十一年这一年来看，他先下令修了飞仙宫，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宣尼庙；二月巡游洛阳宫，六月巡游明德宫，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又巡游怀州，狩于济源。老百姓为了服徭役，长年不能回家。为此有的大臣向他进谏，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息时”而“咸有怨言”(《贞观政要》卷十)。他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新唐书·魏征传》)。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他在生活上渐渐奢侈的同时，还有些崇尚空谈，不务实际了；这点魏征是看得很清楚的。
　　贞观十一年，“(炀帝)将行幸不息，(《贞观政要》卷十)，并且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又如要选拨人才，唐太宗说了千百遍，可是没有象样的行动。魏征曾上疏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贞观政要》卷七)，《十思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其主要内容是：劝谏太宗施仁政、心怀天下、从谏如流、以民为贵，亲贤臣远小人等，去做一个好帝王。《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奏疏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