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对柳亚子《寄怀润芝先生，兼呈伯渠、玉章、必武、特立、曙时诸老》一诗的和答，最初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惨案；日寇则一边威逼利诱蒋介石，迫其投降，一边掉转枪口，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日寇集中了60％的兵力压进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大肆烧杀抢掠，企图一举扑灭抗日火焰，而且汪蒋暗中勾结。在蒋的授意下，大批国军摇身一变，加入汪精卫的伪军来共同参与对根据地的扫荡“围剿”。在这种铁壁合围的严峻形势下，延安和其它根据地都遇到空前危机，面积、人口和军队都大幅度减少，抗战暂时落入低潮。但共产党人并没有为困难所吓倒，而是极力克服困难，坚持抗战，顽强顶住内外双重逆流。董必武和办事处的其他同志，依然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因此虽逢抗战低谷，仍然济济叶堂欢度新年，董必武并即席赋诗以志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