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花朝节过后 城中余寒犹厉的景象

　　第二段：2月22日满井的早春景色

　　第三段：物我交融（议论）

　　袁宏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第二段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写郊游的所见所感。“欲出不得”的压抑并没有打消作者出游的念头，反而激发了他出游的热情。等待“天稍和”，作者就偕同“数友”，如脱笼之鸟，飞出城门，来到郊外。但见长堤高柳，大地回春，空旷辽远，一派生机。作者写景，主要写了水光山色，柳条麦田，以及游人的欢欣，鱼鸟的“悠然自得”。其中写水写山的部分是重点。作者先用白描的手法刻画，“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绘出初春水光；“娟然如拭，鲜妍明媚”画出春山之态。然后，分别用两个长句作喻，水如新开之镜，山如髻鬟始梳，新奇而生动。写柳条突出其“将舒未舒”的姿态，写麦田说其“浅鬣寸许”，都是典型的早春景致。写人虽寥寥数语，却颇为传神。“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将品茶、饮酒、骑驴观赏诸画面合为一组镜头，虽曰“未盛”，已是热闹非凡。更有晒太阳的鸟，吸水戏浪的鱼，它们的快乐不亚于游人，仿佛羽毛鳞鳍之间“皆有喜气”。最后作者总括一句：“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这一句回应首段，是对自己冒寒出游的肯定，并对“城居者”困坐京城不知大好春光表示惋惜。

　　文章最后一段以议论作结，再次表明作者寄情山水的兴趣。“不能以游堕事”，这是对那些热衷仕途功名的官僚而言的。至于作者本人，本无意于在政治上进取。何况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官，当然可以“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惟此官也”，既是自嘲，也是自傲。“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记？”这完全是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口吻。但所不同的是，柳宗元果然一游再游，写出了《永州八记》；袁宏道也许再没有重游满井，因为第二年八月，他就告假回乡，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以后虽又出仕，终非所愿，年仅四十二岁病逝。
 
　　1．郊田之外未始无春：一个孤独者的漫步。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一句，是本文的画龙点睛之笔。这句话看似为作者不经意之谈，是在为自己出城郊游找借口，实则大有深意。袁宏道25岁中进士，不受官，请假归家，又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纵情山水，访师问学，可见他追求自由的天性。袁宏道的游记散文，也充满了疏放不羁的精神，是对大自然的热爱，是对官场的厌倦，是个性的张扬和抒发。他是一个漫步郊原的孤独者，“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遗落世事，在与自然风物的对话中，感受自由的可贵。

　　2．白描的笔法。

　　作者写景，不堆砌词藻，而是用极为简练的笔法勾勒出来。如写水为“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写柳条为“将舒未舒，柔梢披风”。这种表现方法，没有夸张、渲染和烘托，而形象却鲜明如画。

　　3．拟人的写法。

　　作者写山，用倩女新妆作喻，写鱼鸟，说它们洋溢着喜气，都是用了拟人的写法。这种表现方法，可以增加景物的动感或“灵气”，同时也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感。把景物拟人化，是袁宏道常用的写景方法。如他说苏州虎丘“如冶女艳妆”（《上方》），写杭州西湖为“山色如娥，花光如颊”（《初至西湖记》）。在《满井游记》中这种写法也很突出。

　　4．比喻的妙用。

　　比喻的表现方法虽然很常见，但袁宏道运用起来自有他的新奇之处。在这篇游记中，比喻大多是用来写景的，如上文分析过的写水写山的句子；但也有的是写人（自身）的，如形容自己出城游玩为“脱笼之鹄”。这些比喻都很恰当，因为是出自作者深切的体会和感受。

　　练习说明渗透的感情

　　这篇游记写初春景象，抓住了乍暖还寒、万物复苏的特点。如“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一句，写出了柳枝初展的神韵。熟读课文，试找出几处这样的景物描写，略加分析，想一想，作者在这样的描写中渗透了怎样的感情。

　　设题目的是让学生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体会本文写景的特点。

　　文中这样的景物描写还有几处，如“土膏微润”，写冬去春来大地解冻复苏的情景，简练而传神；“冰皮始解，波色乍明”，写天气转暖湖冰消融的情景，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麦田浅鬣寸许”，写麦苗破土初芽的情景，准确而生动。作者在这样的描写中，无不渗透了对春回大地的喜悦之情，对自然界重新焕发生机的欣赏和赞美。

　　几例运用比喻

　　本文在记叙描写中多处运用比喻，比如作者将初春旷野中的自己比作“脱笼之鹄”；“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以新开明镜比喻新绿水波，写出了水光的明丽，贴切而有新意；“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以新妆倩女比喻被晴雪洗过的山峦，写出了春山的“鲜妍明媚”，生动而又传神；“麦田浅鬣寸许”，以兽颈之毛比喻还没有长高的麦苗，简明而又形象。

　　助词“之”的用法

　　下列三组短语中的“之”字，有的表示修饰关系，可译成“的”；有的表示限定关系，可译成“以”；有的起舒缓语气的作用，可不译。试加以辨析，并说说这些用法现在是否还在用。

　　设题目的是让学生注意课文中助词“之”的用法，体会它在结构或语气上的作用，并作一些古今对比，加深印象。

　　一室之内 郊田之外（表示限定关系，可译为“以”。这种用法现在的书面语中还常用，如“四海之内”“国门之外”。）

　　脱笼之鹄 曝沙之鸟（表示修饰关系，可译为“的”。这种用法现在的书面语中也常用，尤其保留在成语中，如“惊弓之鸟”“一丘之貉”。以上两种，也都兼有舒缓语气的作用，但主要起结构作用。）

　　倩女之面 髻鬟之始掠（起舒缓语气的作用，可不译。这种用法现在已不用。）

　　对比《记承天寺夜游》

　　1、苏轼心怀报国之志，而报国无门，被贬谪在外，自己得不到重用。实际是借夜游来排遣心中的苦闷。自己闲是不得以的闲。2、袁宏道个性志在游山玩水。寄情山水之中。他的闲是生活如他所愿。自得其乐的闲。是发自内心的自由自在的闲情逸致。

　　一、

　　学习本文，应重点引导学生把握作者个性化的写景抒情风格，并结合完成课后练习，体会本文白描和拟人手法的运用以及比喻句的表达效果。教学中，可以以提问的方式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解说或订正。

　　二、

　　袁宏道的山水游记更注重对大自然的客观描写，也揭示出人们游山玩水的愉悦心情，这与唐宋时代的游记重寄托重理念的写法完全不同。可将本文与本单元前几篇课文作比较阅读，体会它们的不同特点。袁宏道的游记散文现存九十多篇，成就很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选本作扩展阅读。

　　三、

　　组织一次春游，仿照本文的风格写一篇游记，要求语言简练，写出独特的感受。

　　有关资料公安派（胡小伟）

　　公安派，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