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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这首诗以豪放、雄健的笔调描绘钟山、大江的雄伟壮丽,在缅怀金陵历史的同时,发出深深的感慨,把故垒萧萧的新都,写得气势雄壮;抒发感今怀古之情的同时,又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喜悦。

  “大江来从万山中”四句,写目之所见。浩浩的长江,从万山千壑中奔流而东,绵互两岸的山势,也随之而宛转东向,只有那龙蟠虎踞的钟山,挺然屹立在西边,好像要乘长风,破巨浪,挽大江而西向似的。大江要东流,钟山要西上,这就赋予了它们以人格的力量,赋予了它们以浩然的正气,一个要冲向大海作波涛,一个要屹立西天作砥柱;一个能惊涛拍岸,一个不随波逐流,于是在诗人的笔下,大江和钟山都成了自己的化身,气势之雄伟,器宇之轩昂,是江山的传神,也是诗人的写照。“江让相雄不相让”四句,分承“大江”与“钟山”两联。“相雄不相让”,正是对以上四句的高度概括;“形胜争夸”,则是对下文的有力开拓。

  诗人的眼光从眼前的瑰实,一下转向深邃的历史。金陵的形胜,虽然依山带河,固若金汤;金陵的王气,虽然郁郁葱葱,至今不衰。然而守天下在德不在险,在于得人心而不在于什么“压之”之术。纵使秦始皇镇“金陵之气”,而金陵却依旧“佳气葱葱”,而为“我怀郁塞何由开”以下四句作了很好的铺垫。汉方全盛,而贾谊以为天下事可为痛哭者多;明方开国,而高启便有“我怀郁塞”之惑,这是远谋深虑者能够居安以思危、见患于未形的表现。诗人在酒酣耳热之际,登上雨花台,蓦然在“荒烟落日之中”,萌发一种怀古的感情,重现了“金陵昔时何牡哉?席卷英雄天下来”的景象,不禁陷入了对现实和历史的沉思:那建都在这里的六代帝王,演出一幕一幕的悲剧,都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石头城下涛声怒”句,就是艺术地概括了在他脑海里重演的历史悲剧。南朝陈后主和三国吴孙皓的悲惨结局,正是诗人“我怀郁塞何由开”的导线。陈后主做了隋军的俘虏,这就是“武骑干群谁敢渡”的艺术概括。吴主孙皓先有“黄旗入洛”的历史笑柄,后有“铁锁横江未为固”的具体史实。这两位君主坐拥长江天险,而而遗下笑柄,甚至亡国,这是作者思索之因。

  “前三国,后六朝”四句,是诗人进一步对六朝历史的探索和反思。如果说前四句是“点”,那么后四句就是“面”;前四句是典型的悲剧,后四句便是历史的普遍规律;前四句是铺陈史实,后四句便是深化主题。诗人认为不管是“前三国”,也好“后六朝”也好,它们都已经过去了,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当时那些豪华宫阙,如今也已埋没在荒烟蔓草之中。那些务于“割据”的“英雄”们,曾经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他们所建立起来的王朝,是无数老百姓的白骨垒起来的。“几度战血流寒潮”,不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深沉感叹。这就是三国、六朝的历史,这就是供诗人凭吊、供渔樵闲话的千秋历史。新建起来的明代,能否改变历史的规津。诗人不敢想,也不敢说,然而这正是诗人“我怀郁塞何由开”的真正原因。

  诗人把笔锋一转,从历史的深沉反思中跳到对现实的赞美歌颂,而把那一段潜台词轻任地抹掉。“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四句,表面上是诗人对现实的歌颂,实则是诗人对国家的期望:他希望从此铸甲兵,为农器,卖宝刀,买耕牛,真正与民休息,让老百姓在和平的环境中愉快地生活着;他希望从此四海一家,再不要凭险割据,南北对峙,让老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声调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带有一丝沉郁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爽朗中蒙上了一层历史的阴影。既有豪放伟岸之气,又有沉郁顿挫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