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豪放、雄健的笔调描绘钟山、大江的雄伟壮丽，在缅怀金陵历史的同时，发出深深的感慨，把故垒萧萧的新都，写得气势雄壮；抒发感今怀古之情的同时，又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喜悦。

　　“大江来从万山中”四句，写目之所见。浩浩的长江，从万山千壑中奔流而东，绵互两岸的山势，也随之而宛转东向，只有那龙蟠虎踞的钟山，挺然屹立在西边，好像要乘长风，破巨浪，挽大江而西向似的。大江要东流，钟山要西上，这就赋予了它们以人格的力量，赋予了它们以浩然的正气，一个要冲向大海作波涛，一个要屹立西天作砥柱；一个能惊涛拍岸，一个不随波逐流，于是在诗人的笔下，大江和钟山都成了自己的化身，气势之雄伟，器宇之轩昂，是江山的传神，也是诗人的写照。“江让相雄不相让”四句，分承“大江”与“钟山”两联。“相雄不相让”，正是对以上四句的高度概括；“形胜争夸”，则是对下文的有力开拓。

　　诗人的眼光从眼前的瑰实，一下转向深邃的历史。金陵的形胜，虽然依山带河，固若金汤；金陵的王气，虽然郁郁葱葱，至今不衰。然而守天下在德不在险，在于得人心而不在于什么“压之”之术。纵使秦始皇镇“金陵之气”，而金陵却依旧“佳气葱葱”，而为“我怀郁塞何由开”以下四句作了很好的铺垫。汉方全盛，而贾谊以为天下事可为痛哭者多；明方开国，而高启便有“我怀郁塞”之惑，这是远谋深虑者能够居安以思危、见患于未形的表现。诗人在酒酣耳热之际，登上雨花台，蓦然在“荒烟落日之中”，萌发一种怀古的感情，重现了“金陵昔时何牡哉？席卷英雄天下来”的景象，不禁陷入了对现实和历史的沉思：那建都在这里的六代帝王，演出一幕一幕的悲剧，都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石头城下涛声怒”句，就是艺术地概括了在他脑海里重演的历史悲剧。南朝陈后主和三国吴孙皓的悲惨结局，正是诗人“我怀郁塞何由开”的导线。陈后主做了隋军的俘虏，这就是“武骑干群谁敢渡”的艺术概括。吴主孙皓先有“黄旗入洛”的历史笑柄，后有“铁锁横江未为固”的具体史实。这两位君主坐拥长江天险，而而遗下笑柄，甚至亡国，这是作者思索之因。

　　“前三国，后六朝”四句，是诗人进一步对六朝历史的探索和反思。如果说前四句是“点”，那么后四句就是“面”；前四句是典型的悲剧，后四句便是历史的普遍规律；前四句是铺陈史实，后四句便是深化主题。诗人认为不管是“前三国”，也好“后六朝”也好，它们都已经过去了，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当时那些豪华宫阙，如今也已埋没在荒烟蔓草之中。那些务于“割据”的“英雄”们，曾经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他们所建立起来的王朝，是无数老百姓的白骨垒起来的。“几度战血流寒潮”，不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深沉感叹。这就是三国、六朝的历史，这就是供诗人凭吊、供渔樵闲话的千秋历史。新建起来的明代，能否改变历史的规津。诗人不敢想，也不敢说，然而这正是诗人“我怀郁塞何由开”的真正原因。

　　诗人把笔锋一转，从历史的深沉反思中跳到对现实的赞美歌颂，而把那一段潜台词轻任地抹掉。“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四句，表面上是诗人对现实的歌颂，实则是诗人对国家的期望：他希望从此铸甲兵，为农器，卖宝刀，买耕牛，真正与民休息，让老百姓在和平的环境中愉快地生活着；他希望从此四海一家，再不要凭险割据，南北对峙，让老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声调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带有一丝沉郁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爽朗中蒙上了一层历史的阴影。既有豪放伟岸之气，又有沉郁顿挫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