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与下篇《孝友》是作为对臣下百姓提出的两条最重要的传统道德要求。在本篇中，唐太宗立意要表彰宣传一切对君王愚忠的言行。如冯立之对于隐太子、姚思廉之对于隋代王，都被认为是值得嘉许的。就连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久攻辽东安市城不下，也要装腔作势地“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同时还一再下令表彰历代那些“固守忠义，克终臣节”的官吏及其子孙，以此鼓励当代和后世一切臣民誓死效忠君王。当然，封建君臣在对忠义含义的理解上还是有出入的，如唐太宗十分欣赏春秋战国时卫懿公的臣子弘演，此人竟忠义到“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于其腹中”的程度。他感慨地说：“今觅此人，恐不可得。”而魏徵则认为忠义应是君臣双方面的事，他以当年豫让之语对之：“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所以“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这是魏徵替唐太宗设计的培育忠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