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样一个很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诽谤他人最常用最狠毒的办法就是从道德上攻击他人，当过小偷、骗过女学生、出身卑贱等等，这些东西又都是过去的历史、查无实据，所以可以信口开河、极尽诬陷之能事，而且对人们的看法判断影响极大，对当事者的自尊极具威胁性。象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奸臣一样，韩非用一些无关国事的个人道德问题来污蔑姚贾，事情虽小，却能轻易地改变秦王对姚贾的信任和看法。

　　姚贾没有被权臣的诬陷吓倒、他也深知需要自己来表白来辩解，不然的话误解会更加严重。他首先说明了自己用珍宝结交诸侯，完全是为了秦国和秦王的利益，根本不是什么“私交”。接着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晋文公的例子，说明是人才就不怕出身低。更进一步，他指出能为国出力作贡献者，并不需要虚名和清名，作为在上者，一定要有讲究实效、纳污含垢的作风和胸襟。

　　其实姚贾所指出的不重清名而重功利的作风正是战国时代的优点所在，那时儒家还没有列为正统，后代那种道德至上的虚骄之气还没有充斥官场，务实精神而非泛道德化为国家增添了活力、为战国时代成为中华文明的颠峰时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