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在继续盛赞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层次的重要问题。

　　首先是修养德行以适应圣人之道的问题。因为没有极高的德行，就不能成功极高的道，所以君于应该“尊崇道德修养而追求知识学问；达到广博境界而又钻研精微之处；洞察一切而又奉行中庸之道；温习已有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知识；诚心诚意地崇奉礼节。”朱熹认为，这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最得圣贤精神，要求学者尽心尽意研习。其实，五句所论不外乎尊崇道德修养和追求知识学问这两个方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德育”和“智育”的问题，“又红又专”的问题。我们今天实施的教育方针，也不外乎是在这两方面之外加上“体育”一项。其性质内涵自然有本质的不同，但其入手的途径却是相通的。

　　有了德、智两方面的修养，是不是就可以通行无阻地实现圣人之道了呢？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修养是主观方面的准备，而实现圣人之道还有赖于客观现实方面的条件。客观现实条件具备当然就可以大行其道，客观现实条件不具备又应该怎样做呢？这就需要“居上下骄，为下不倍”，身居高位不骄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至于“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的态度，则是与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一脉相承的，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一种处置，一种适应。反过来说，也就是一种安身立命，进退仕途的艺术，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当然，说者容易做者难，看似平淡却艰辛，要做到明哲保身，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唐代大人白居易要协“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兼之？”（《杜佑致仕制》）宋代陆游更是直截了当地感叹道：“信乎明哲保身之难也！”（《跋范文正公书》）

　　明哲保身，方能进退自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这当然与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桂起”的“自由主义表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切莫把它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