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汲黯和郑当时的合传。汲黯是武帝朝中名闻遐迩的第一流人物。他为人倨傲严正，忠直敢谏，从不屈从权贵，逢迎主上，以此令朝中上下皆感敬畏。比如人家谒见傲慢的丞相田蚡，都是卑躬屈膝俯首下拜，而他偏只拱手作揖，见大将军卫青时亦行平等之礼；两次奉旨出使，他都中途变卦，或半路而返，或自作主张发放官粮赈济灾民；批评别人的过失，他从来耳提面命不留情面，即使对至尊的君主及其宠幸的权要人物也敢当面谏诤指责，无所顾忌。传中写他四次犯颜武帝，三次斥骂丞相公孙弘和御史大夫张汤，言辞都极为尖锐无情。难怪群臣为之震恐、责怨；公孙弘、张汤对他恨之入骨；而武帝虽在背后骂他甚至起过杀心，但又不得不承认他是“社稷臣”而宽容几分。司马迁怀着极其钦敬的心情为汲黯树碑立传，不多叙政绩，而倾全力表彰他秉正嫉恶、忠直敢谏的杰出品格。环绕这个中心，本文运用辐凑之法将众多的零散材料交织在一起，从多方面的人际关系中反复刻画人物个性，尤其是一再描写汲黯同最高统治者武帝和公孙弘、张汤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就使他那汉廷第一直臣的光辉形象被异常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其中，汲黯那些一针见血、极具个性的言语被大量实录，其辞之犀利精粹，其情之激切义愤，皆力透纸背，震撼人心，对展示主人公思想品格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汲黯信仰黄老学说，崇尚无为清静之治，这和武帝崇尚儒学，重用酷吏，好大喜功，扰乱民生的“多欲”政治适相抵触。故本传表彰汲黯亢直犯上的言行，实质上是肯定了他在一系列现行方针政策上同当权者的斗争。因此这篇传记的思想意蕴是复杂而深刻的，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寓托了作者深切的爱憎之情，诚如古人所云：“汲黯乃太史公最得意人，故特出色写之。当其时，势焰横赫如田蚡，阿谀固宠怀诈饰智如公孙弘、张汤等，皆太史公所深嫉痛恶而不忍见者，故于灌夫骂坐，汲黯面诋弘、汤之事，皆津津道之，如不容口，此太史公胸中垒块借此一发者也”（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十一，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可以说，汲黯便是太史公批评现实政治的代言人，本篇的“发愤”之意是非常鲜明而强烈的。

　　郑当时是汲黯的好友，在尊黄老、任侠和居官清廉等方面皆与汲黯一致，因而本篇将他连类于汲黯之后。文中着重表彰了他敬贤下士，竭诚进贤的美德，同时也指出他缺乏汲黯的刚直之气，有趋从迎合权势者的缺点。在严正直谏方面，他于汲黯差之远矣。故在作者眼中笔下，二人高下分别，而叙其生平自然也就一详一略，一重一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