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又是西汉前期发动吴楚七国之乱的罪魁祸首。汉初，天下统一，人心思定，已成大势所趋。有一些人却总要搞分裂，开历史倒车。刘濞就是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家伙。他凭借山海之利，苦心经营三十多年，最后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叛乱，自以为登高一呼会天下响应。结果，他错误估计了形势，也错误估计了自己，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刘濞本人也最终落得众叛亲离身死国削的下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代最高统治者作了诸多针砭嘲讽，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又表现出对统一的汉王朝的拥戴。这是为什么？因为作者认定统一是历史的进步，所以才在文章中揭示刘濞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是作者朴素唯物主义史学观的一种反映，这种求实态度，才使作者站到那个时代的巅峰上俯视古今。

　　基于这种认识，作者为我们刻划了一位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枭雄”形象。文章开始“高帝召濞相之”一节，尽管在人物形象上不着一字，却能使人想见他的桀傲不驯。作者笔下的刘濞也决不是一个只知拼命格斗的纠纠武夫，更详尽地为我们介绍了他性格的另一侧面：叛乱前，他“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收买人心，罗致亡命之徒，做充分的准备。在发动叛乱时，始则与胶西王结盟时小心谨慎，继则巧施唇舌煽惑鼓动，交战时审慎部署精心措置。这些都显示刘濞不是一个平庸之辈，他有着自己的“才干”。做为一个野心家，必然是狂妄自大、刚愎自用之徒。作者也突出描写了他的这种性格特征：他最初敢于胡作非为称病不朝，后来无所顾忌发动叛乱，竟至放肆宣称“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到此，一个有血有肉的“枭雄”形象才树立起来，三者缺一就不能称之为“枭雄”。只有写了他性格的复杂性，这个人物才不脸谱化，才能有其艺术魅力。

　　本文中的袁盎、景帝也都有自己的鲜明性格。袁盎的机敏善辩刁钻阴狠，从他不多的言行中是能领略到的。景帝的事前姑容迁就和事后无情镇压的对比，再现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最高统治者的独有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