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汉初名将周勃和周亚夫父子二人的合传。周勃父子都是汉朝初期的有功之臣。周勃是诛吕安刘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为挽救刘氏政权立了大功，所以司马迁把他作为汉初的主要功臣之一列入世家。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汉军统帅，为削弱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和巩固汉王朝的中央政权立了大功。父子二人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有功于汉室，这样的功臣理应受到恩宠与殊荣，但他们都只做了两三年的丞相就被免职了。尤其令人不平的是，父子二人晚年都因被诬告谋反而被捕入狱。周勃虽由于薄太后的干预被无罪释放，但已在狱中受尽了狱吏的凌辱。周亚夫则是入狱后五日不食，呕血而死。周亚夫之死显然是对汉朝统治者迫害功臣的无声抗议。汉朝从高祖到武帝，对待许多功臣都心怀疑忌，刻薄寡恩。萧何入过狱，韩信最终被杀，樊哙也曾被捕，周勃父子的遭遇更具有典型性，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篇专写功臣受辱的传记。汉朝皇帝的刻薄寡恩，司马迁是有亲身感受的，所以在这篇传记中有一股愤愤不平之情不断流注于笔端。

　　周勃父子的一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对两个人物的写法却不尽相同，这是本篇的一大特色。如写周勃之功，详细罗列他随从高祖东征西讨所立的大小战功几十次，而对他的主要功绩诛吕安刘只是几笔带过，以“互见法”详记在其他篇中。初看似乎不甚合理，细想就会理解，作者正是要有意突出周勃的战功之多。这一方面可以为高祖临终遗言“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提供可信的依据。（《高祖本纪》中极少提到周勃）。另一方面又与后来周勃的被捕入狱形成强烈的对比。写周亚夫则换了另一副笔墨。先是能过对细柳军营的精采描述突出了周亚夫治军的严谨、严肃与严格，大臣都被惊呆，皇帝也不能不为之赞叹。接着写他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的胸有成竹，从容不迫，任何干扰也不能动摇他的既定策略，皇帝的诏令也不例外。这两个片断，作者都是运用特写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周亚夫的大将风度。

　　两个人物同中有异，异中见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太史公笔法的灵活与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