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关于曹参的传记。文中主要记述了曹参攻城野战之功和他的“清净无为”的治国思想及举动。司马迁对他的英勇善战和治国方略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曹参施行的政策，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也使他受到了天下人的称颂。

　　曹参跟随刘邦起兵以来，参加了对秦军、项羽及叛军的无数次战斗，立下了“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的显赫战功，为西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曹参任相国后，主张一切顺应自然，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他“日夜饮醇酒”；他的下属及宾客想规劝他，他反倒一再地向他们劝酒；他甚至对周围的官员房舍中醉酒呼叫的吵闹声，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司马迁写了他受黄老学说影响的一面，但更写了他积极的一面。他的“醉”不同于贪官污吏的醉生梦死，他的“无为”也不是真的什么事也不做（否则善于识别人才的萧何决不会推荐曹参做自己的继承人），他只是坚定地按照刘邦、萧何制定的方针政策办事。他重视官员的素质，提拔那些质朴忠厚之人，摒弃那些华而不实、沽名钓誉之徒。生活上的醉酒并没有掩盖他政治上的清醒。萧何制定的法令对西汉初年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曹参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接替萧何为相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不轻易改变那些行之有效的法令政策（“萧规曹随”的成语一直流传至今）。他的政治头脑和治国方针，在他与孝惠皇帝的一番对话中更加显明地表露出来。司马迁交替地写他的“醉”与“醒”，生动地刻画了曹参的形象。当然，曹参战功的获得多借助了韩信的才干和力量，而他的治国方针又过多地依从萧何，这些从文中所述事实及司马迁对曹参的评价中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