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记述汉高祖至武帝五代汉皇的后妃，以正后为主，兼及妃宾，并涉及后妃的亲族，所以称为《外戚世家》。

　　记后妃，自然要反映宫廷内部的一些情况，这就能使读者看到帝王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后妃之间为争宠、争权势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构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一部分。后妃一旦得宠，其父母兄弟立即青云直上，这些皇亲新贵往往成为影响王朝政局的重要势力。刘邦死后，诸吕擅权，几乎取代了刘家王朝。这个历史教训司马迁是很重视的。在写到窦皇后的两位兄弟受封后，特意记述了周勃和灌婴的一次谈话，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窦氏兄弟会不会“又复效吕氏大事”，所以要为两人选择师傅宾客。这里作者显然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个重要的教训，这也是作者对本篇的命意之一吧。

　　或许是某种巧合，篇中的几位皇后都是出身微贱，而她们能当上皇后又都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有的是阴差阳错，有的则事出偶然。一个微贱女子，一觉醒来变成了天下最尊贵的妇人，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司马迁则用了一个“命”字来作答案，并且还记载了一些异梦、占卜等以自圆其说。从写作角度而论，一个“命”字贯穿全篇，使文章骨节通灵，显出了章法的高妙。但从观点方面来说，却反映了司马迁思想的局限，这种局限在开篇的序言里表现得更为集中。序言的基本观点是，夏、商、周三代之兴在于后妃，三代之亡也在于后妃；婚姻是人道之大伦，所以必须谨慎；婚姻的后果如何是命里注定的。这段序言自然是要告戒当朝天子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但其中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把三代兴亡的原因归之于女人，不仅表现出对妇女的偏见，更主要的是这种历史观极不科学。当然这种观点并非司马迁的创造，但通过他的宣扬使这种观点对后世的不良影响更为广泛。关于命的议论，与他在许多篇章中对天命的否定与怀疑自相矛盾，表现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本篇后面附有褚少孙续补的几段文字，所记的史实与司马迁原文的精神是一致的。其中记武帝寻找其同母异父姐姐一段较为生动。记卫皇后弟卫青及其四子被封，贵震天下，之后引述了一首民歌，正是太史公常用的笔法。褚先生好为议论，但其见识远逊于太史公。武帝为防止吕后专政的历史重演，竟杀死了太子之母钩弋夫人。而褚先生却认为这是武帝的“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甚至赞扬说“岂可谓非贤圣哉！”真是荒谬至极！难怪后世学者对这种谬论异口同声地予以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