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是为郑桓公。周幽王时，身为周王室司徒的郑桓公，看到西周行将灭亡，就在太史伯的建议下，将财产、部族、宗族连同商人迁移到东虢（ｇｕó，国）和郐之间（今河南嵩山以东地区）。两年后，犬戎杀死周幽王，并杀郑桓公。继位的郑武公攻灭郐和东虢，建立郑国，都新郑。郑武公以和郑庄公相继为周平王卿士，且能控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在春秋初年的历史上，郑国甚为活跃。但以后由于内乱叠起，国势逐渐衰弱，于公元前375年为韩国所灭。《郑世家》向人们介绍了这个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子产对于郑国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子产知识渊博，以礼治政，仁义爱人，善于辞令。他在为郑国卿之时，使郑国免于失败。当子驷弑杀公并“欲自立为君”时，公子子孔又派尉止去杀子驷而“欲自立”，这时，子产说：“子驷为不可，诛之，今之效之，是乱无时息也。”从而制止了即将发生的无休止的内乱，安定了郑国。郑君“封子产以六邑”，子产反复谦让，只“受其三邑”。在郑“执政者侈”的环境中，子产的行为能可贵的。因此，当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时，有的公子不得不进谏说：“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可见，是子产保存了郑国。子产多次随从郑出使晋、楚大国，并郑君会见各国诸侯，搞好外交，使郑国在复杂的环境中得以顺利发展。子产曾谓韩宣子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当郑国发生火灾，郑君“欲禳之”时，子产建议：“不如修德。”因而当子产去世后，“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由衷的崇敬。

　　《左传》还记载了子产最著名的主张，即“不毁乡校”。“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建议子产“毁乡校”，但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恶以防凶。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允许人们随意议论“执政之善否”，这对统治者来说，就已经十分不易了，而子产身居卿相之高位，居然主动提出这种主张，并保留乡校；从人们的议论中，择善行之，择恶改之，这对统治者来说，就是更上一层楼了。而子产决心实施这一措施，并深刻认识到，只有行于忠善才能最终减少怨恨。向人们施展权威固能防止怨恨，制止议论，但这却如同“防川”，终有一天“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让自己把人们的议论当作苦口良药，从而调整政策，修正错误。在两千多年前，就能具有这样的高明见解，实为凤毛麟角。子产的主张、论断、见解也可算作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惜，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子产的记载甚少，这的确是个缺憾。

　　郑国在不长的历史中还产生了具有爱国行为的商人弦高。“秦谬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弦高急中生智，拿出自己做生意用的十二头牛慰劳秦军，秦谬公竟误以为郑国早已获得秦军偷袭的消息而作好迎战的充分准备，便急率军回国。弦高的爱国行为使郑国免遭一场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