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为《史记》五体之一。司马迁从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把各诸侯国看做辅佐中央政权的地方政治力量，希望他们能“忠信行道”，来维护中央集权的统一。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了他创立《世家》体例的目的：“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史记》中共有《世家》三十篇，其内容记载了自西周至西汉初各主要诸侯国的兴衰历史。《世家》之取名就是因为“王侯开国，子孙世袭”，也就是诸侯爵位封邑世代相传，故名《世家》。后人总结为“公侯传国则为世家”（《后汉书·班彪传》），“世家以纪侯国”（赵翼《廿二史札记》）。但司马迁并不局限于仅用《世家》记载开国传家的诸侯，例如陈涉身死国除而且无后，但因“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也确曾号为陈王，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所以司马迁为他写了《陈涉世家》。表明了司马迁为了真实反映历史现实，而灵活运用《世家》这一体例的现实主义精神。

　　《世家》的叙事方法，大体与《本纪》相同，即以编年之体记载列国诸侯之事。因此刘知几说：“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关于《世家》一体是否为司马迁所创，以前学者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司马迁是“因袭前人”，如清代秦嘉谟说：“按《太史公书》宗《世本》，其创立篇目，如《本纪》，如《世家》，如《列传》，皆因《世本》”（《世本辑补·诸书论述》）。另一种认为司马迁是“凿空独创”，如宋代晁公武说：“《史记》一百三十篇，汉太史公续其父谈书，创为义例，起黄帝迄汉武获麟之岁，撰成十二《本纪》以叙帝王，十《表》以贯岁月，八《书》以纪政事，三二《世家》以叙公侯。”我们认为，司马迁所立《世家》一体，既非纯然“仿袭前人”，也不可能“凿空独创”，而是在前人史书体例的基础上，加以融汇贯通因革损益，创立了《世家》之体。正如梁启超所说：“其《世家》、《列传》，既综雅记，亦采琐语，则《左传》、《国语》之遗规也”，但“太史公首创纪传体，为史界不祧之祖”（《中国历史研究法》）。

　　《世家》一体，由于符合我国古代社会裂土封侯世袭不替的现实，所以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汉书》以下曾有些纪传体史著取消《世家》改为《列传》，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赵翼《廿二史札记》）所以《世家》一体，后代史书也屡屡采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就撰有《世家》十卷，而《宋史》亦有《世家》六卷。有的虽改名目，其体例依然，如《晋书》之《载记》、《辽史》之《外记》。正如清代王鸣盛所言：“考《世家》之名，《晋书》改称《载记》，要皆不过小小立异，大指总在司马氏牢笼中”（《十七史商榷》）。可见《世家》一体的重要影响。

　　本篇名为《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吴国从开国祖先吴太伯远避荆蛮（约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至吴王夫差亡国（前473），长达一千二百年的一部兴亡史。通过本篇，我们清晰地了解到吴国由弱而强、又由盛而衰的完整历程。篇中再现了吴楚、吴越以及吴与中原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也反映了吴国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王室斗争和君臣龃龉。

　　在本篇中，司马迁用“皮里阳秋”的史笔，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歌颂了吴太伯、季札二人不慕权力避位让国的高风亮节，无疑是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一种嘲讽和反拨。同时，通过描绘公子光弑王僚的历史场面，正面揭露和鞭挞了吴国王族成员之间同室操戈以谋王位的残忍行径。并且，通过对伍子胥尽忠报国反遭赐死的具体史实的生动描述，愤慨地批判了吴王夫差的昏暗不明，抒发了对专制社会中正直贤能之士“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人生悲剧无限的同情和不平。

　　本篇艺术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太史公从历史现实的真实出发，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不是平面的概念演绎，而是有血有肉瑕瑜互见的多重性格立体组合。例如公子光这个形象，一方面司马迁写出了他的深沉有大志及精明干练：他善于择人，擢用了孙武、子胥这样的贤臣良将；他用人不疑，信任尊重敌国的亡臣如子胥、伯嚭等人。一方面又写出了他的阴鸷残忍，为了夺取王位不惜牺牲专诸去杀死自己的骨肉弟兄。又如夫差的形象，一方面写出他誓报国仇家恨的执着精神和西破强楚、南降於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的巨大业绩，一方面又写出他好大喜功、拒谏饰非、暴戾寡恩的怪僻个性。二者都是很成功的艺术形象。

　　本篇艺术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史笔的成功运用。中国史传叙事以简洁为上。本来有关吴国的史实，在《左传》及《国语·吴语·越语》中记载很多，有些言论连篇累牍。作为断代史这样写或还可以，但《史记》作为通史必然不能容纳这么庞杂的内容。因此，司马迁以“博采”为基础，而以“善择”为主导，选取那些最生动最能反映吴国基本历史面貌的言论和事实，经过去粗取精的理解消化和艺术再创造，变为言约意赅的简洁叙述和传神对话，使全篇叙述不蔓不枝线索清晰，人物语言如从口出无不毕肖。譬如黄池之会晋吴争长一节，司马迁不但删去《国语》中吴王以甲兵三万围困晋军之事，而且高度压缩了吴王、晋公的对话。《国语》中吴王原话为：“天子有命，周室卑约，贡献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无姬姓之振也，徒遽来告。孤日夜相继，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忧，亿负晋众庶，不式诸戎、狄、秦、楚；将不长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国。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今会日薄矣，恐事之不及，以为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为使者之无远也，孤用亲听命于藩篱之外。”而司马迁却抓住要害，一言以蔽之，改为“于周室我为长！”言既简练而又得其神髓，可见出太史公运用语言的高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