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记述水道的著作，最早的当然要数《尚书·禹贡》。但是它还不是专记水道，其中有导山、导水两部分。此外如《管子·水地》、《度地》篇，《山海经》中的山经、海经等，都大体相似。专门记水道昉自《史记·河渠书》，此例一开，不但正史·地方志将水道列为专节，还出现了如《水经注》那样的专门巨著，蔚成了古代地理书的一个大类，这意义实在非同小可。

　　《河渠书》的内容特征，首先是它不是对现有河渠做静态描述，如像《水经注》那样，分别记述某水系有某支流，发源某处、流经某地、沿途有何地形、地物、掌故，入于某川、某河、某海等等，而是主要通过河道的开凿、治理过程，阐述人们变水害为水利的伟大斗争。一般地，这项活动有三部分内容：治理水害、修筑漕渠和灌渠，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对许多成功的事实和经验做了详细记述，同时他还怀着满腔郁愤，对于豪门的阻挠、气数等迷信思想的干扰做了揭露，从而对汉代弊政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司马迁为写《河渠书》曾做过大量、长期的实际考察和研究，所以，写来不但真实性强，许多地方三言两语，恰中肯棨。如写井渠的开凿，是由于“岸善崩”；褒斜道的失败是由于“水湍石”等，都正确反映了该地区的土壤、地形特征。为写禹迹，他曾沿江、淮、河三大河流最易出事的地段实地踏勘，而后悟出禹为何不迳挽黄河东行入海，反而使它东北流入渤海湾的原因。他说这是由于自塑方至龙门一段，地势高，水流急，孟津以东地势渐低，落差太大，易生水灾。所以把它引入鲁西北的高地，以减小水势。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提出的问题，司马迁不但提出来，还给了正确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