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县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拜师在程颐门下，号称“四先生”。考中录为进士第。建中靖国初年，在京师任官，被召入对，违背圣旨而离职。担任西京竹木场监，因口语招致狱事，诏令废为民。谢良佐记问对答准确详细，和人谈话引用前代史文，以致不差一个字。事有未清楚的，则额上流汗。与程颐分别一年，又来拜见，问他有什么进步，说：“只是去掉了一个‘矜’字。”程颐很高兴，对朱光庭说：“这个学子发奋学习，好问而近思。”所写的著作有《论语说》行于世。

　　尹火享，字彦明，一字德充，世代都是洛阳人。曾祖父尹仲宣七个儿子，而其中两个儿子有名气。长子尹源，字子渐，是称为河内先生；次子朱洙，字师鲁，是称为河南先生。尹源生儿子尹林，官至虞部员外郎。尹林生儿子尹火享。

　　少年时，以程颐为老师，曾经应试科举，打开策论文题看到有要求诛杀元..诸臣的议论，尹火享说“：噫，难道可以争禄利吗？”没有对答就出来了，告诉程颐说：“尹火享不再来应付进士的科举考试了。”程颐说“：你有母亲在世。”尹火享回来告诉他的母亲陈氏，母亲听后说：“我知道你以善作为人生的根本，而知道你不是以禄利作为人生的根本。”程颐听后说“：贤惠的母亲！”于是尹火享终身不再参加科举。尹火享从师于学，与河南张绎同时，张绎以识见很高而著称，尹火享以言行笃实而闻名。程颐死了以后，尹火享聚集学生在洛阳教授，不是吊丧、看病期间，从来足不出门，士大夫们为此崇敬他为一代宗师。

　　靖康初年，种师道荐举尹火享的德行可备作劝讲，召他到京师，他不想留下任职，赐号“和靖处士”。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一齐奏道“：河南布衣尹火享学识穷极根本，德行全部中和，言行可为师以供效法，度量器识可以担当大任，近年招揽的名士没有能够胜过他的。朝廷特地召他来，而又命他以处士的身分回归，使尹火享身怀治国韬略，不为时代所用，不符合陛下侧席求贤、礼贤下士的用意。希望特别加以识别、擢升，以慰藉士大夫们的愿望。”没有得到回答。

　　第二年，金人攻陷洛阳，尹火享全家被害，尹火享昏死而后又苏醒，门人抬着他把他放到山谷中才得以幸免一死。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节聘请尹火享，不从，就以兵卒恐吓他。尹火享从商州逃奔到蜀，到阆中，从程颐的门人吕稽中那里得到程颐《易传》十卦，又在他的女婿那里得到了全本，既而接受了它。绍兴四年(1134)，在涪州安顿下来。涪州，程颐读《易》的地方，辟建三畏斋以居住，那一带的人都不认识他。侍读范冲推举尹火享代替自己，授命左宣教郎，充任崇政殿说书，以疾病推辞。范冲上奏给他五百两金银作为到朝廷的旅行资费，派遣漕臣拿着诏令到达涪州亲自去迎接他。绍兴六年(1136)，才开始上路，做文祭祀程颐而后才行。先前，崇宁以来，禁锢元..的学术，高宗渡江以后，才开始召杨时设置从班，召胡安国居住给舍，范冲、朱震都在讲席，竭力推荐尹火享。已经召尹火享，而左司谏陈公辅上疏文攻击程氏的学问，请求加以屏退断绝。尹火享到九江，又上奏说“：有的僚属上书说，程颐的学问造成天下人的思想混乱、迷惑。尹火享的确师事程颐有二十年，学业之专，自信很是笃实。使尹火享滥竽充数列于经筵之位，所做的学问、议论，不过都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舍弃这样的学问，是欺骗皇上，加上疾病衰耗，体力不能支持。”于是停留不进。胡安国奉祠职居衡阳，上书说：“想使学者行中庸之教，师法孔、孟之学，而禁止不从程颐的学说，是进入房间而不从房门口通过。”

　　朱震因疾病告辞而去，当时赵鼎已离职去位，张浚独自担任丞相，于是召任胡安国，令他以内祠兼任侍读，而上奏章推荐尹火享，告诉他拒绝刘豫之类的变节行为，又称道他的所学所养都有大大地超过别人的地方，请求令江州守臣迅速用船渡送到国门。他又以疾病推辞，皇上说“：尹火享可谓恬然隐士了。”诏任他为秘书郎兼说书，催他接受任命，尹火享才开始入见就职。绍兴八年(1138)，担任秘书少监，不久，竭力辞职请求离任。高宗皇上告诉参知政事刘大中说“：尹火享没有论说他的学问渊源，足可以为后进效法的模式，得老成持重之人，也是朝廷的新气象。”于是任命尹火享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侍经筵。资善堂翊善官朱震疾病急切，举荐尹火享代替自己。辅臣入朝奏上，高宗皇帝悲怆地说：“杨时已去世，胡安国与朱震又死了，我为此感到十分痛惜。”赵鼎说：“尹火享的学问渊源，可以承继朱震。”皇上指着奏牍说“：朱震也举荐尹火享代替他的资善堂的职务，但尹火享的耳朵有些聋，恐怕教授小孩有些费力。”任命他担任太常少卿，仍然兼职说书。不久，称有疾病要求告退，暂任礼部侍郎兼侍讲。当时金人派遣张通古、萧哲来议和，尹火享上奏疏说：

　　“我暗中预测本朝有辽、金的祸患，这是从古代以来所没有听说过的，中国缺乏人才，以致奸猾之徒作乱。以前城下之战，诡计诈谋百出，宋徽宗、钦宗二皇帝去北方狩猎，皇族播传迁徙，宗社国家的危险，先已断绝而今又继续。陛下即位以来已有十二年，虽然中原没有恢复，仇敌没有消灭，然而依靠祖宗深厚的德泽，陛下勤奋地抚慰、关心民众，可谓无微不至，亿兆民众之心没有离心离德的。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死信息突然而来，没法去探究他们不快乐的情状，天下的人都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请问死亡日期，料理后事。现在又为此议，则人心已一天天地疏远，祖宗积累之业，陛下执政十二年的勤奋安抚之功，都当决定于这之中了。不知陛下也曾为此而深谋远虑了否？还不知在朝廷的大臣是否以此相告？

　　“《礼记》上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回兵。’现在陛下相信仇敌的阴谋诡计，而希望他们肯和议以缓和目前军事紧急的状况，难道不是有失于不共戴天，不回兵的道义吗？又况且派遣来的使者，以诏令谕旨的名义，以割地为主要目的，现在以不共戴天之仇与他们讲和，我急切地为陛下之举感到痛惜、伤心。或者是因为金国内乱，害怕我们偷袭他，所以说好话以作为缓延我宋大兵压境之计。假如果然是这样，尤其应当鼓舞我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哪里还有什么谈和的事情呢？”

　　又写书信给秦桧说：

　　“今北使在朝廷，天下人为之忧虑愤怒，假若和议一成，他日他们更强，我们日益困怠，侵略寻衅剥削，天下有成为金人奴隶的忧虑。近来，听说陛下以父亲徽宗、兄弟钦宗没有回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已有一些年代了，然而，还是没有听说金人悔改过错，送还二帝于沙漠。接着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为此切齿痛恨，金人如狼似虎贪婪吞噬的本性，不说即可见到。天下刚刚将以厚望寄托于相公，希望能够革除原来已有的妥协之议，难道你的意思是还要比已有的妥协之议更进一步吗？

　　“现在的上策，不如自治。自治的要点，内部则要进推君子，远逐小人。外部则要奖赏有功的，惩罚有罪过的，使皇上的孝悌通晓于神明，道德成于安逸强盛，不要以小聪明、小恩小惠而图取大功，则不胜感到很荣幸。”

　　所上奏疏及书信都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尹火享力求辞去新的任命。

　　绍兴九年(1139)，尹火享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又推辞，又上奏疏说：

　　“我的职责虽在劝讲，很少有什么新的发明，数月之间，疾病一个接一个，坐得优厚的俸禄，无补于圣上对我的赏识。先圣先师们曾经说过‘：陈明其力班列于宫殿之中，不能够胜任的就理应辞职。’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一点原因。我起自贫寒之家，误被召用，守道的言论，表现于训词，而我贪恋宠爱荣誉，改变了平素志向，使朝廷非常重要的举动，得到了怀利苟且之人，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二点原因。近来我曾不衡量分守，言论涉及国事，识见迂腐浅陋，用现在的状况来检验，已显出庸俗愚笨的痕迹，岂能合于时用。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三点原因。我自从擢升为春官，未曾上任供职，因疾病请求去职，反而获得非常的迁升，有什么功劳，得以这样的受用？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四点原因。按照本朝的法律典制，推测于礼经的规定，年龄到了七十岁，都应当辞官归居。现在我年龄已经到了，加上疾病，血气既已衰竭，不应再有所得。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五点原因。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有崇尚仁义的欲望，匹夫有不能夺走的志向，现在我有五点当离职而去的理由，没有一点可以留任的道理，希望审查检核我多次的奏议，放还回归乡里而居。”

　　奏疏上后，以尹火享提举江州太平观。过一年告老还乡，转迁一官辞职归居。

　　尹火享自从升入经筵，即请求休养辞官，朝廷以礼相待留任他；张浚、赵鼎既已去职，秦桧在朝中当权，看到尹火享有关议和的疏奏与送给秦桧的书信，已有不乐之色，到这时，得到尹火享请求离职而归的上疏，于是不再留用他。绍兴十二年(1142)，死了。

　　正是这一时期，曾从学于程颐门下的本有很多君子之人，然而，寻求性情直爽、弘毅、身体力行像尹火享这样的人大概很少。程颐曾以“鲁”应允他，又说：“我死后，能保持而不失掉我的学问的正统的人，是尹氏之儿子。”尹火享的言行记载以《涪陵记善录》一书中为详，有著作《论语解》和《门人回答》传存于世。

　　杨时，字中立，南剑州将乐县人。幼年时特别聪明，能做文章，稍长大以后，潜心于经典史书。熙宁九年(1076)，考中进士第。当时河南人程颢与弟弟程颐讲授孔子、孟子绝学于熙宁、元丰之际，河、洛一带的士大夫们全部拜他们为师。杨时调任官职不去上任，以学生拜见老师的礼仪在颍昌谒见程颢，师生相处很是快乐。到他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时，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道学思想已南传了。”四年以后，程颢死了，杨时知道后，设灵位，哭祭于寝门，而又用书信转告他的同学们。到这时，又在洛阳拜见程颐，杨时当时大概已有四十岁了。有一天去见程颐，程颐偶然闭目休息而坐，杨时与游酢侍奉站立门外，一直没有离开。程颐睡觉醒后，门外下雪已深至一尺了。关西张载曾经写作《西铭》，二程很推崇它，杨时怀疑它近于兼爱之论，与他的老师程颐多次辩论，听到理一分殊之说后，才豁然开朗，没有疑问。

　　杜绝做官，闭门读书有十年，好久以后，杨时才历任浏阳、余杭、萧山县知县，都有好的政绩，民众思念他始终不忘。张舜民在谏司，推荐他，得荆州教授职。杨时安心于州县任上，未曾寻求闻达显贵，而日趋德高望重，四方各地的士大夫们不远千里都来与他从游交往，号称“龟山先生”。

　　当时天下多变故，有的人跟蔡京说，认为国家事已至此，必然失败，应该引荐德高年老的人置之于左右，或许还差不多，当时的宰相认为此话有理。正逢有使节去高丽，皇上问龟山先生在哪里，使者回话告诉他。杨时因此被召任为秘书郎、迁任著作郎。到面陈朝对，上奏说：

　　“尧、舜说‘诚实，执于中’，孟子说：‘商汤执中’，《洪范》上说：‘君主建立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各代圣人都是遵循这个道义。熙宁之初，大臣著文说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纷更革殆尽。元..继熙宁年号以后，全部恢复祖宗的旧法，而熙宁年间新立的一切法规又全部废革。至绍圣、崇宁年间又更加厉害了，凡是元..年间的政事法令写入律令的，都焚烧了以灭其迹。从此以后，官吏们之间所结成怨愤、祸害甚至现在还未消灭。我愿明白地诏令有司，条奏具上祖宗的法令，著为纲目，有适宜于现在的就选择举荐出来加以推行，应当修改减损增益的，就减损或增益，不论元..、熙宁或元丰年间的，都暂时放置不问，一切趋于中而已。”

　　朝廷刚想图谋攻取燕州、云州等地，内地空虚，外部兵重，杨时于是陈述时政的弊端，又说：“燕州、云州的军队应当退守内地，以减省转送运输的劳苦，募集边民担任弓弩手，以形成攻杀常胜军的形势。”又说“：都城位于四通八达的冲要之地，没有高山大河以为阻隔防卫，士人心怀异心，一旦遭遇急变就不可依仗。”宰相执政不能用。登朝入对，力陈君臣应当示警严戒于没有忧虑的时候，请求设置《宣和会计录》，以告知天下财物支出与收入的数字。宋徽宗点头肯定了他的意见。

　　杨时任命为迩英殿说书。听说金人入攻，对宰相执政说：“今天的事之大势如堆积的柴草已燃烧，应当自己努力奋斗，观察动静。假若显示出怯懦的情形，萎靡不振，那么天下大势就无可挽回了。过去汲黯在朝主事，淮南王就停止策划阴谋。以汲黯的才能而论，未必能超过公孙弘辈之类，只是其特别的正直气概可以镇压奸雄的邪心。朝廷威望不振，就会使奸雄们都把朝廷大臣当作公孙弘辈，那么国家就会无所作为。要害的地方，应当严加防守备战，否则敌军到了都城，还来得及吗？靠近边境的州军县地应当坚壁清野，不要与他们作战，使他们自己成为困兽。假若攻城略地，应当派遣援兵追剿袭击，使它们腹背受敌，那么就可以取得对敌人的胜利。”又说“：今天的事情，应当以收取人心为先务。人心不依附，虽然有高的城墙、深的护城河，坚甲利兵，还是不足以依靠。免夫之役，毒害扩展于海内全国，西城的聚敛，东南花石纲的搜刮，它们所造成的祸害特别厉害。以前大概曾经罢免过，所下诏令的墨迹还没有干，而东南运送花石纲的船队已首尾相接到京城了。现在虽然又重申从前罢免的诏令，然而祸根不除，还有谁人相信朝廷呢？想致人和，罢去这三条，正是今天的当急之务。”

　　原金兵围攻京城，各地勤王的军队四方来聚集，而没有谁相互统一。杨时说“：唐代九个节度使的军队不设立统帅，虽当时大将李光弼、郭子仪等善于用兵，最后还是不免失败。现在各路乌合之众，我认为应当设立统帅，统一号令，告示纪律，而后士卒始用命行动。”又说：“童贯身为三路的将帅，敌人侵城略地，他弃军而逃回，他被杀掉罪行还有余，朝廷相反却置之不问其罪，故梁方平、何灌都相继逃遁。应当正法受刑，以作为臣子不忠诚的惩戒。童贯掌握兵权二十多年，兵败将死，驯至今天，近来听说防守城邑仍然用宦官，前面覆车之借鉴，不可重蹈覆辙。”奏疏上后，任命他担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敌兵刚刚退却，议和的人就想割让三镇与敌讲和，杨时特别陈述不可这样做，说：“河朔为朝廷的重要地区，而三镇又是河朔的重要屏障。从周世宗到宋太祖、宋太宗，打了上百次战役才夺回了这块地方，一旦把它丢弃给北方的小朝廷，使敌人骑马任意驰驱，通贯我腹心地区，不几天就可到达京城。现在听说三镇的民众以死相抵抗，三镇拒敌于前，我们以重兵跟随其后，还可有所作为。如种师道、刘光世都是一时名将，刚刚达到而没有用，请求召他们入朝询问破敌的办法。”奏疏上后，钦宗诏令出兵，而参加议论的人多持两端，模棱两可，杨时抗疏说“：听说金人驻守磁州、相州，攻破大名，抢劫掳掠，没有法纪，混乱到了极点，发誓议和的墨迹还没有干，而马上又不信守诺言，翻脸即不认账，我们虽然想去信守和议，是不可能的。金兵越走几千里远，进犯别人的国都，是危险的手段。他们知道勤王的军队四面而来，也因此害怕而返回，并不是爱护我朝而不进攻。朝廷割让三镇二十州的地方给予他们，是想帮助金寇而自己攻击自己。听说肃王初次与之相约，到河东而返，今挟之以往，这是败坏盟约的主要问题。我自己认为，朝廷应该责问肃王，指责其败盟的原因，一定得到肃王而后已。”当时太原被围攻几个月，而姚古拥兵观望，逗留不进，杨时上奏疏请求诛杀姚古以严肃军政纪律，选拔偏将和裨将中可以代替其职务的替代他。没有得到回答。

　　李纲被罢免之后，太学生跪伏于宫廷前上书，请求留任李纲与种师道，军民集合在一起有几十万人，朝廷想防备禁止他们集中。吴敏请求用杨时以平息太学，杨时得召论对，说“：各位太学生纷纷俯伏于宫阙之前，是忠于朝廷，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要选择老成持重而有行谊的人担任将帅、副官，那么这件事就会自然平息。”钦宗皇帝说“：没有谁比你说的更有道理。”于是任命杨时兼任国子祭酒。他首先奏道“：三省是负责国家政事的机构，六曹分别治理，各自设机构。现在就别辟官衙，新进少年，未必比六曹的长官、副职贤能。”又说：

　　“蔡京担任宰相职务二十多年，祸国害民，几乎危及国家，人们切齿痛恨，而论说他的罪行的人，没有谁知道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概蔡京以继承神宗时的治国之策为名，实挟持王安石的名义以图谋自己的私利，故推崇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天的祸害，其实是自王安石开始的。

　　“谨按王安石挟管子、商鞅之手段，整饬六艺以文意强奸圣贤之言，变乱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说其为害当可见于数十年之后，今天的事情，正合乎他的预测。他所写的邪说之文以糊涂学者们的耳目，为此而败坏心术的人，不可胜数，暂即列举一二事来阐明它。

　　“过去神宗曾经称赞欣赏汉文帝怜惜百金以罢免修筑露台之事，王安石于是说‘：陛下若能够用尧、舜的道义来治理天下，虽竭泽天下以自奉使用也不为过，守节财用的言论并非正理。’曾不知尧、舜住茅茨、建土阶，大禹说：‘克俭于家。’那么，竭泽天下以自奉使用的人，一定不是尧、舜的道义。这以后王黼以应奉花石纲的事情，竭泽天下的财力，号称为了皇帝的享受，实际上是王安石就开始倡导了。他所解释的《凫翳》守成的，在末章就称：‘以道义来守成的人，役使群众，泰然处之而不认为骄横，主宰定制万物，花费不认为奢侈，何必过分地克俭以爱惜为事。’《诗》经上所说的，正是说的能持守盈余就会使神癨祖考而因此安乐，而后没有艰难的忧虑。自古解释这段话的人，没有泰然处之而不为骄，花费而不为奢侈的说法。王安石独自倡导这种说法，以开启皇上向往奢侈的心事。后来蔡京之流轻费妄用铺张，以奢侈浪费为乐事。是王安石的邪说之害，如此以致祸害至今。

　　“我希望能追削夺去王安石封爵的称号，明白地诏示中外，毁去他配享孔孟庙庭的肖像，使邪说妄议、淫辟怪论不能迷惑学者。”

　　奏疏上后，王安石于是被降为从祀之列。士人学习王安石的学问以考试科举取第的事情，已有几十年，不再知道他的过错，忽然听说王安石的学说是邪说，议论纷纷。谏官冯解力主王安石的学说，上奏疏诋毁、指责杨时。正逢学官中有争议的人，有圣旨令学官一齐罢免，杨时也被罢去国子祭酒。

　　杨时又说：“元..的党籍中，惟有司马光一人独自被褒扬而显名，而没有涉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等人。建中靖国年初，言官谏臣陈馞已褒扬赠赐，而没有涉及邹浩。”于是元..年间各位大臣都依次接连恢复其名位。

　　不久，杨时四次上奏章请求罢除谏省，任命为给事中，推辞，请求辞官归居，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杨时力辞直学士的任命，改命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向陛下辞别时，还上书请求选将练兵，作为战守的准备。

　　高宗即位，杨时担任工部侍郎。与陛下论对说道：“自古圣贤的君王，没有不以典籍圣贤之学为务。”受命兼任侍读。请求修编《建炎会计录》，请求恤勉勤王的军队，请求宽恕敢于发表言论的人。杨时连续上章请求外任，以龙图阁直学士职提举杭州洞霄宫。以后告老，以本官辞职家居。优游于山林名胜之地，以著书讲学为务。卒年八十三岁，谥号“文靖”。

　　杨时在东郡，所交接的都是天下的名士。先贤显达之士陈馞、邹浩都以老师的礼仪事奉杨时。宋室南渡长江以后，东南的学者都推举杨时为程氏的学问正统传人。与胡安国往来讲述议论学问的时候尤其多。杨时浮沉于地方州县有四十七年，晚年居任谏省，仅九十天，凡所论说列举的都切中时弊世道，而其中大的，则是分析王安石的经学，力排靖康年间的和议，使邪说不能发挥作用。凡是绍兴初年崇尚元..时的学术的人，而其中朱熹、张木式的学问之所以能够得到程氏的正统之传，而其源委脉络相承都是出于杨时。

　　杨时的儿子杨迪，努力学习，晓通经典，也曾经以程颐为老师。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县人。二十四岁那年，听说本郡人罗从彦学得了河、洛之学，于是以书信拜谒他，其中大致说：

　　“李侗听说，天下有三个根本，父亲生养儿子，老师教授学生，君主治理国家，缺其中之一则根本就不能树立。古代的圣贤没有谁没有老师，他们学习的勤奋与懒惰，涉及道学的浅显与深邃，求取得益的先与后，是存还是亡，其详细情况不可能去考查。惟有洙水、泗水之间，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中的贤徒，议论问答，全部记录在简册上，有足够的根据可以稽查，是因为凭借孔夫子而愈益明了。孟子以后，儒道失掉了传承，分成了各个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再没有见闻于世。其聚徒讲学成群的人，他们所相传教授的，只是做些句读、解释文字而已，谓之熄灭、失传是可以了。

　　“惟有先生衷心信服龟山先生的讲席已有一年多了，况且曾经从学于伊川先生之门，得到没有传承的孔孟之道于一千五百年之后，性情明而修，行为完而洁，扩其道以广大，体验其道以仁恕，精深微妙，各终其极致，汉朝、唐代的各位儒生没有与之相近似的。至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以谦感人，和别人一起就能感化别人，如春风吹发万物，大概也没有谁知道其所以然。凡是读圣贤之书的人、粗有见识的，谁不希望能够得到你传授的经典，以询问疑难，至于有不同意见的人，本应当放置一旁而不议论他。

　　“李侗愚笨、鄙陋，仅仅是学习科考举子之业，不能够从学于您的门下，而今天诚恳地想来求教，是因为所寻求的东西大于利禄。李侗还听说，道可以治心，就像吃了食物使人肚腹饱满，就像穿衣服而可以抵御寒流。人有迫于饥饿、寒冷的忧虑，因此，忙碌地谋取衣食，造次颠沛，始终没有忘记。至于心之不治，如面临末世的危险而不知道去忧虑，岂不是爱心不如爱口与身体吗？我为此百思而不得其解。

　　“李侗没有考虑自己的天资浅陋，仅是以祖父的儒学起家，不忍心于坠入箕裘之业，忙忙碌碌地追求利禄之学，虽知道真儒有所作为，闻风而起，本不如先生亲自动手所得于动静语默之间，亲眼看见而意思周全。现在我已有二十四岁，茫然间而又没有停止学习，显明的道理没有弄清而是非无以辨别，宅心不广而喜怒情绪容易变化，行为不完美而悔吝很多，精神不充实而智巧袭用，选择了而不干净，遵守了而不足够，从早到晚恐惧忧虑，就像忍饥挨饿受冻的人寻求充饥御寒的器具。不然的话，哪里敢以不肖的身份来成为先生的拖累负担呢。”

　　李侗跟随罗从彦多年，被教授《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从彦喜欢静坐，李侗退入宫中也静坐。罗从彦告诉他从静中看喜怒哀乐的情感未发生之前的气象，而从中寻求所谓“中”，好久以后，而于天下之理洞贯通达，依次融会释然，各有条序，罗从彦对此特别赞许。

　　李侗而后退居山田乡里，谢绝世俗之故达四十年，饮食有时不能充饥，仍怡然自得其乐。事奉亲人，恭敬孝悌，兄长个性刚烈多忤，李侗待他很好，得其欢心。闺门内外愉悦肃穆，若没有人的声音，而众事自有秩序。亲戚中有贫穷的而不能结婚嫁娶的，就为他们帮忙而赈济之。与乡人相处，吃喝言笑，每天快乐，自然和睦。

　　李侗所接受的后学诸生，答问不倦，虽按照学生的深浅施教，而一定从反省自己开始。所以按他的话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讲，而只是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如果是这样，虽然有一毫私欲之发生，也能退而恭听了。”又说：“学者的毛病，在于没有使人豁然领悟地方。如孔子门下的各位学生，群居终日，互相切磋讨论，又能够依靠孔夫子为指导，故日用平常之间通过观感而开化的人很多。恐怕融会贯通的领悟，不是讲解所能够达到的。”又说“：读书的人知其所说的没有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即自己努力去寻求它，则凡圣贤所至而我所不能达到的，都可受勉励而努力求索。假如直接求之于文字，以作为诵说之资，不成为玩物丧志的人就很少了。”又说“：讲学之要在于深沉缜密，然后气味深长，途径不差。假如概以理一，而不能辨察其本质之区别，这就是学者之所以流于疑惑模糊的真伪之说而自己还不能知晓的原因。”曾经以黄庭坚称濂溪周茂叔“胸中洒落，其开阔的胸襟、坦白的心地，如雨过天晴时风清月明的景象。”作为善于形容有道的气象，曾经常诵读，同时反复要求学者存此于胸中，希望遇事洒脱、明了，这样义理就会不断有长进。

　　他在讲《中庸》时说“：圣贤的门下所传的是书，其所以开启觉悟后学不是没有更多的对策。然而其中所谓‘喜怒哀乐未发的称之中’的，又是其中一篇的主要的意思。假如仅仅只是记诵而已，那么，为何要这样呢？一定要亲自体验，才能实在地明白这个道理，假如像颜子之叹，显然是若有所见，而没有违背于心想目见的道理，然后扩充过去的知识，力求无所不通，那么就差不多可以说《中庸》了。”他在讲《春秋》时说“：《春秋》中一事各是说明白一个例证，如观赏山水，随步移位观察而形势不同，不可以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所以难说明的，大概是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的心事，没有到圣人的那种洒脱的境界，岂能没有失误呢？”

　　李侗闲居以后，好似无意于当世之事，然而伤感时空，忧虑国家，议论事情感激之情动人，溢于言表。曾经说：“现在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可任用，这就使上下之气隔离有隙，而致中国日益衰微。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治政用事开始，陷溺人心，至今人们还没有自我觉察到。人趋利而不知义，那么皇上的势力就会日益孤立，君主当于这方面留意，不然的话，就是所谓‘虽有粟米，我能吃得到吗？’”

　　这个时候，吏部员外郎朱松与李桐同为门生故友，很看重李侗，遣送自己的儿子朱熹跟随他学习，朱熹最终得到了他的全部传承。沙县邓迪曾经对朱松说“：李愿中如冰壶秋月，莹亮清澈，光洁无瑕，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朱松以为这是知情的言论。而朱熹也称赞李侗：“姿态脱俗，禀赋超凡，气节豪迈，修养完美，没有抵触之处，精纯之气表现于面目之间，看起来和蔼可亲，语言严厉，神气坚定，心平气和，言语默然，动静言行，端详闲适，处之泰然，自然之中含有成法准则。平常时日诚实恭敬，对于事情似乎无甚可否，到其应酬事物，判断变化，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冒犯的样子。”又称，自从跟随李侗学习，归去复来，则所听说的更为超凡绝伦。他所达到的境界，还不仅仅是人们对他所称赞的那样。

　　李侗的儿子李友直、李信甫都参加科举考为进士，在靠近家乡的州县担任官吏，更替请求迎养他们的父亲。归道武夷，正逢福建将帅汪应辰用书来迎接他，李侗前往见他，到的那一天疾病发作，于是死了，卒年七十一岁。

　　李信甫任官至监察御史，出任衢州知州，擢升为广东、江东宪司，因为格调超群，有不容于朝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