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頔字允元，河南人，周太师燕文公于谨的子孙。最初因先人而得官任千牛，调授华阴县尉，黜陟使刘湾召他做判官。又以栎阳主簿之职代理监察御史，担任蕃使判官。再度升任司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紫服，担任西蕃计会使，传达诏令圣旨，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有出使域外交涉应对的才能。

　　于頔历任长安县令、驾部郎中。后出任湖州刺史。因下县巡视，到了方城山，山下有水名西湖，南朝时开凿疏浚，灌溉农田三千顷，因年久堵塞废弃。于頔命修堤挖塘以恢复旧貌，每年能获稻谷蒲苇鱼类之利，百姓赖以为生。湖州境内陆地面积狭小，死了人往往无处掩埋棺木，于頔安排葬地共有十余处。后调任苏州刺史，疏浚沟渎，修整街衢，当地生民至今还仰赖他当初这些举措。吴地风俗喜敬鬼神，于頔痛恨滥行祭礼荒废正业，便将神庙都撤除，只吴太伯、伍员等几个庙宇留存。虽然他治政有功绩，但过于横暴，追恨湖州原任县尉，用计密施杖刑将其强行处决。观察使王纬将此事奏报朝廷，德宗不予查究。此后于頔一再升迁，便致书王纬声称：“承蒙你一次恶意上奏，我得以三度升官。”他由大理卿升任陕虢观察使，自以为得意，越发恣意逞威施虐。对官吏日日施加责罚，他们心中恐惧不安甚于被重重地踏上一只脚。属吏姚岘不堪忍受凌辱，同兄弟泛舟黄河时，投河而死。

　　贞元十四年(798)，于頔任襄州刺史，被委派为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所辖地域与蔡州毗邻，吴少诚反叛，于頔率兵赴唐州，收吴房、郎山县，又在濯神沟击溃贼人。这时便扩大军队编制，招募战士，兵器犀利甲胄精良，亻严然有独霸汉南之地的架势。部属中稍有不如他意的，一概以军法处置。于是向朝廷请求襄州为大都督府，级别同于郓州、魏州。当时德宗正姑息迁就各方镇，听说于頔的奏请，也无可奈何，只有应从而已。于頔之奏请皇上无不从，于是他公然搜刮钱财，肆意虐杀无辜，专门干些欺上凌下的事。邓州刺史元洪，被于頔诬陷有贪赃之罪上奏，朝廷不得已颁旨将元洪流放端州，命中使监护前往。行至隋州枣阳县，于頔命部将率士卒数百人将元洪劫掠到襄州，拘禁起来。中使奔回京师，德宗大怒，将中使鞭笞数十。于頔又上表说对元洪责罚太重，朝廷便派中使景忠信至襄州宣旨抚慰，于是授元洪为吉州长史，然后元洪才得赴贬谪之地。于頔又恼怒判官薛正伦，奏请贬其为峡州长史。等到圣旨下达，于頔怒气已消，再度奏请薛正伦仍做判官，德宗都依从他。薛正伦去世，尚未殡葬，于頔便率兵包围薛宅，让自己的庶子逼娶薛正伦的嫡生女。于頔屡屡升迁至左仆射、平章事、燕国公。不久，便不遵奉诏令圣旨，擅自统兵占据南阳，朝廷为此几乎陷于慌乱。

　　及至宪宗即位，威严振肃四方，于頔稍有警惕畏惧。他让第四子季友求娶公主为妻，宪宗降旨将长女永昌公主许配。于頔的第二子于方屡次劝父亲回到朝中，他便入朝谒见天子，被册封为司空、平章事。

　　元和年间(806～820)，宦官梁守谦执掌枢密院，颇能招徕权要谋取利益。有个叫梁正言的人，热衷牟利，自称与梁守谦同族情谊深厚，于頔之子于敏同他有交往。梁正言向于頔索取钱财，说去贿赂梁守谦，以求使于頔出朝镇守。许久不见动静，于敏责备父亲白送钱财给梁正言，便诱骗梁正言的僮仆来家，将他杀死肢解后弃于茅厕之中。元和八年(813)春，于敏的奴仆王再荣到银台门告发了这件事，当天便拘捕于頔的孔目官沈璧及家僮十余人监禁在宫内候审。随后便押出宫门交付御史台牢狱，诏令御史中丞薛存诚、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仪为三司使负责审案，于是到于頔宅中搜寻死奴，找到了尸体。于頔带领他的儿子赞善大夫于正、驸马都尉于季友，着白衣，自己一人骑马，准备面见皇上，在建福门等候降旨问罪。守门官不接纳，只好退到街南，靠墙站立，派人呈上奏表。阁门使因他无人引荐而不接受，直到日落他们才返回。次日，又到建福门等候降罪，宰相通知让他回宅，贬为恩王傅。于敏远远流放至雷州，刑具加身遣送。殿中少监、驸马都尉于季友追免两任官阶，命他全家离京。左赞善大夫于正、秘书丞于方一并停任现职。孔目官沈璧处杖刑四十，流放封州。奴仆犀牛与刘干共同杀人，当交付京兆府处决。于敏行至商山诏命赐死，梁正言、僧鉴虚一同交付京兆府处死。

　　于頔在那年十月改授太子宾客。元和十年(815)，王师讨伐淮州、蔡州叛逆，诸侯王贡献钱财资助军队，于頔进奉银七千两、金五百两、玉带二条，诏命不收，又退还于頔。元和十三年(818)，于頔上表请求辞官归家，宰臣拟授他太子少保，皇上御笔改为太子宾客。那年八月于頔去世，追赠太保，谥号为“厉”。其子季友伴随皇上在御苑狩猎，向穆宗诉说，穆宗便赐于頔谥号为“思”。右补阙高钺上疏议论此事道：

　　“谥号，是用以惩恶扬善、激浊扬清，使忠臣义士知道努力，乱臣贼子知道畏惧的。虽然生前在当世窃取高位，死后却追加恶谥，那是用以警戒暴戾之人，让奖惩之意延续后世。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大概原因就在此吧。像这样垂典范于后世尚且不能挽救，何况更去毁坏这种典章法规呢？

　　“臣风闻此事乃徐泗节度使李訫奏请。李訫是勋臣名将，陛下宠爱他的功劳，赐给他爵禄、车马服饰、住宅是可以的，假若破坏朝廷典章法度，今后如何惩恶扬善？仲尼说：‘惟独美名与重器，不可用以送。’美名重器，是国君所使用的，若用以送人，等于将政权送人，政权失去，国家跟着就会丢失。于頔镇守襄州、汉南不久，便杀戮无辜，恣意施行凶暴。布署军队在襄州、邓州，胁迫朝廷，擅自扣留被逐之臣，连天子使臣也不放在眼里。先朝皇上即位之初，为保国家安定，扭转了动乱局面，使得四方宁静，于頔幸免被斩于斧钺之下，得以全尸而死，确实应加谥为‘缪厉’，以警戒凶邪；怎么可以不恰当地追加美名，使奸邪之人得到恩惠呢！像这样做，那么于頔生为奸臣，死获美谥，臣担心天下有识之士说我圣朝无人，才会有这种黑白颠倒的事。臣俯首请求速速追回前诏，仍依太常寺谥于頔为‘厉’，使朝廷典章不受损害，国家法规不遭践踏。”

　　太常博士王彦威又上疏说：

　　“古时圣王建立加谥之法，是为了彰扬善恶，表明奖惩。使一字之褒，其奖赏超过贵服冠冕；一言之贬，其耻辱超过集市上示众。这是立国的重要礼法，陛下劝善惩恶的重大权力。于頔一时重权在握，便肆行暴虐，使人神共愤，法令不容。他擅自兴兵，越级施用宫乐，侵辱中使，擅自扣留钦犯，杀戮无辜，惩罚、勒索没有止境，因此臣给他定谥号为‘厉’。现在陛下不忍，改赐为‘思’，的确出于圣上的慈心，但确实损害了圣上的政德。

　　“臣俯首以为，陛下自临帝位，建盛世之业，闻善若惊，从谏不倦。何况正当统治天下登立极位之初，即所谓执掌国法珍爱名誉之时，一旦降下恩泽，便能大开侥幸腾达之路。再说像于頔这样不遵法度，但陛下不忍加以惩罚，臣担心今后像他这样的不法之徒就更多了，死后也要依于頔之例奏请美谥，陛下怎样处置呢？这样做是圣恩误加于前人，而弊端生发于后世。如果以李吉甫有赐谥之先例，那么李吉甫做宰相时，难道有犯上杀人之罪吗？于頔同他相比，恐怕还不是一类的人。如果凭着于頔时常贡献财物资助国家，改正过错来朝谒拜，两度出使远域，那么可以抵消对他的谴责。但是他伤物害人，剥下奉上，纳贿求宠，长这种日益滋蔓的恶行尤其不可助。自从河南河北作乱，将近七十年，王师征讨不止，国家创伤不息。及至张茂昭以易定之地入觐，程权以沧景之地归朝，之所以恩惠礼遇特别厚重，是为了勉励后来的人。而于頔以文官的职位，居处国家腹心之地，却倔强不服，侵犯圣命，没受处罚而让他入朝，哪里能同张茂昭等人相比呢！纵然有贡献财物出使远域的功劳，又怎能掩盖他的恶迹呢？臣俯首恳望陛下根据义节确定恩宠，根据礼法施予惠泽，使褒贬之正道得以维护，侥幸腾达的路途被断绝，那么天下确实大幸啊。”

　　奏疏未获上报，最终仍谥于頔为“思”。

　　长庆年间(821～824)，靠着亲戚中诸勋贵引荐，于頔之子于方又官至和王傅，家财富有。于方交结游侠，一心致力于迅速升官。元稹做了宰相，欲用策略平定河朔盗贼，于方将自己的计策进呈元稹。此时李逢吉一党欲倾覆裴度，便派人诬告元稹企图结交刺客刺杀裴度。事情下交给执法部门，审察未见证据，可是于方竟然获罪被诛。

　　韩弘，颍川人。其祖父、父亲皆无名声，世代居住在滑州之匡城。少小父母亡故，依附母家亲族，刘玄佐便是他的舅父。他跟随刘玄佐做州府属吏，屡次奏请试官大理评事。刘玄佐死后，其子刘士宁被逐，韩弘离开汴州，任宋州南城守将，刘全谅当时任都知兵马使。贞元十五年(799)，刘全谅去世，汴州军怀念刘玄佐的恩德，又因韩弘为人谨厚，共同请求他为留后，缠着监军使要他上表请求此事，朝廷也因刘玄佐的关系而批准。韩弘自试官大理评事起，先后任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宋亳汴颍观察使等职。

　　当时吴少诚派人到汴州，意图与刘全谅密谋，通过曲环突袭陈州、许州。恰值刘全谅去世，那使者住在传舍，韩弘喜获兵权，立即斩了那人禀报朝廷，并立刻派兵三千，协助朝廷禁军共同讨伐吴少诚。汴州自刘士宁被逐之后，军士日益骄横放纵，及至陆长源被害，便将主帅也不放在眼里。其中作乱之祸首党徒数十百人，韩弘任职数月，将那帮人都弄清楚了。有一部将名叫刘锷，为这班暴徒之首领。韩弘决心大振威望。一天，他在衙门布署好持短兵器的兵士，然后召集刘锷及其同党三百人，列举他们的罪状，将他们全部斩首以示众，鲜血直流淌到路上，而韩弘对着幕僚们谈笑自若。自此直到韩弘入朝，二十余年，十万军士，无人敢作乱取利。韩弘先后授检校左右仆射、司空。宪宗即位，加授同平章事。当时王锷任检校司空、平章事。韩弘致书宰臣武元衡，说自己耻于位居王锷之下。宪宗正欲趁当下形势驾临淮西，便授韩弘以司徒、平章事，官阶在王锷之上。及至用严绶为招讨使，被贼人打败，韩弘正镇守汴州，辖地正当两河叛贼之军事重地，朝廷顾虑他心怀异志，意图虚授兵权给他，而任命李光颜、乌重胤实际掌握军队。于是授韩弘淮西诸军行营都统，派兵部侍中、知制诰李程宣布赐官诰令。韩弘果然不离署衙，只命其子韩公武率兵三千隶属李光颜军。韩弘虽位居统帅之职，实际不想让将领们立功，暗中耍弄手腕阻挠。每闻报捷，便一连数日不高兴，他只顾自己邀功不惜危害国家到了如此地步。吴元济被诛后，韩弘以统帅之功加封检校司徒、兼侍中，封许国公，免去行营都统职务。

　　元和十四年(819)，诛李师道，收复河南二州，韩弘十分恐惧。当年七月，韩弘带领汴州全体牙校千余人入朝谒天子，皇上在便殿召见，叩拜舞蹈时，因他有足疾，命宦官搀扶他。皇上赐宴并加授官级，提前举行册封徽号大礼。韩弘献绢三十五万匹、粗绸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并三次上表章坚决请求辞去军务，希望留在京师奉请朝命。皇上下诏道：

　　“胸怀大忠，建树嘉绩，是臣子表明最高节操的方式；赏赐殊宠，擢升高位，是国君给予良臣的恩遇。何况邦教普施，天子圣明，诸侯归顺，四方仰服。朕心永念臣之勋绩，长久地虚位以待，发布成命，众口称善。

　　“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节汴州诸军事、汴州刺史、上柱国、许国公、食邑三千户韩弘，如神降世，才能卓异，积蓄深厚，蔚为栋梁，胸中蕴藏深广的器量，外表显示庄重的风姿。有扶国济世之忠心，敬献赤诚而不夸耀；有除凶平暴之谋略，仗义行事而美名益彰。自镇守汴州以来，二十余载，师徒秉承训诫全都专心尽责，吏士奉守法规行为愈益清明。民俗臻于平和，百姓因此富庶，威名之重，稳如山岳。

　　“先前，征讨淮西叛乱，奉朝命统领群帅，翦除残贼，有指挥谋划之功劳。及至齐地妖寇兴乱，分兵进讨，终于诛灭元凶，有收复失地之业绩。班师回朝之后，随即请求谒见皇上，深表辅佐天子之忠心，遥继韩侯扶国之志向，朝拜上天即获喜庆，依傍皇上志气得伸。又奏表章直言，坚辞军务，虽朝廷屡加敦促晓谕，主意愈益坚定。朕为君主，深切理解为臣的心思；辅佐之臣，难以违背他真诚的请求。宜满足他的良愿，兼及他的上司。丰富的治国理论，循此可使八政齐振；辅臣中最优异之人，宜擢升他助理万般国务。朕玄服赤鞋，享尽光宠，若不是有此人，谁能担当辅佐的重任。可命其守司徒、兼中书令。”

　　于是命吏部尚书张弘靖兼平章事，替代韩弘镇守宣武。

　　宪宗驾崩，命韩弘兼任冢宰。元和十五年(820)六月，韩弘以本官兼任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观察使等职。当时韩弘弟韩充为郑滑节度使，弘子公武为..坊节度使。父子兄弟，皆掌兵权，为人臣受恩宠，一时无过之者。长庆二年(822)，韩弘以年老请求免去节度使职务，三度上表皇上方才应允。依前例任司徒、中书令。当年十二月病故，时年五十八，追赠太尉，资助丧事用绢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

　　当初，韩弘镇守汴州二十余载，四州征赋皆据为己有，未曾上供朝廷，私积钱财百万贯、粟三百万斛、马七千匹以及与此相称的兵械。他专务聚敛钱财积蓄粮食，严于刑法以树威望，而为人庄重寡言，沉稳多谋，勇敢果断，邻郡守官如吴少诚、李师道之辈皆惧怕他。朝廷使臣前来宣诏，韩弘往往傲慢地接待。及至平定齐蔡叛贼，威势受抑乃入朝晋见，两朝赐宠加爵，韩弘生前身后均享名位，真是为人臣之大幸啊。韩弘去世时公武已死，其孙韩绍宗承嗣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