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认为受上天赐福保祐，完全因为是做好事招致的；又认为遭受祸害，是作恶得来的。以为有掩藏罪恶隐瞒过错的，天地会惩罚他，鬼神会报应他。而且凡是天地要惩罚的，不管罪恶大小还是要被发现；凡是鬼神要报应的，不管远近仍然可以达到。

　　传书上说：“子夏失掉了儿子又眼睛失明，曾子去安慰他，于是大哭起来。子夏呼喊道：“天哪，我没有罪！”曾子生气地说：‘商，你没有什么罪？我与你在洙水与泗水之间侍奉孔夫子，隐退，养老在西河上，你让西河的百姓拿孔夫子来比你，这是你的罪之一。你死了双亲，没有让百姓听到你有特殊的悲哀，这是你的罪之二。你死了儿子，又哭瞎了眼睛，这是你的罪之三。你说，你怎么没有罪呢？’子夏立即去掉拐杖赶快下拜，说：‘我有过错，我有过错！我离开大家独居，已经太久了！’”子夏丧失了视力，曾子以有罪责备他，子夏便丢掉拐杖下拜，恭敬地接受曾子的指责，大概以为上天确实在惩罚有过的人，所以自己眼睛失明，而且自己确实有曾子指出的那些过错，因此下拜恭敬地接受对他过错的指责。刚一听，猛一看，都以为是这样。但仔细分析评论它，是虚假的说法。

　　丧失视力就像丧失听力一样。丧失视力就眼瞎，丧失听力就耳聋。生病耳聋不能说是有过失，丧失视力却说有罪，真使人迷惑。耳朵眼睛生病，就像心腹有病一样。耳朵眼睛丧失视力听力，认为是有罪，那么心腹有病，不就可以认为是有过错了吗？伯牛有病，孔子从窗外握着他的手，说：“没命啦！这样的人却会得这个病！”推究孔子的话，是说伯牛不幸运，因而为他悲伤。如果伯牛因为过错而招致生病，天以疾病报应就应该跟子夏一样，孔子应该陈述他的过错，像曾子说子夏的罪状一样。如今孔子却说是命，命并非是过错。天惩罚人，就像君主惩处臣下一样。被惩罚的人服了罪，君主就该赦免他。子夏已经心服其过错，下拜而表示自愿悔过，天的圣德已表明，就应该使他的瞎眼痊愈。如果不是天的惩罚，子夏眼瞎，也就不是三条罪过造成的。况且失明的病哪里比得上身上长癞呢？失明有三条罪，那长癞不有十条过错了吗？颜渊早死，子路被剁成肉酱。早死、剁成肉酱，是天下最大灾祸。用子夏失明是天惩罚的说法来推论，那么颜渊、子路就有一百条罪状。由此说来，曾子的说法是错误的。

　　子夏失明，是由于丧子。对子女疼爱，是人共同的感情；对父母恩情，是人应竭力报答的。死了父母，周围的群众不知道；死了儿子，却哭瞎了眼睛，这是对父母的恩情不够，而对儿子的疼爱过分。过分地爱就哭泣得没完没了，久哭就会中风，于是眼睛瞎了。曾子按照百姓的议论，因此指出子夏三条罪状。子夏也根据百姓的议论，由于眼睛已经失明，所以下拜承认自己的过错。曾子、子夏还没有脱离世俗，所以孔子排次序没有把他们列在上等。

　　秦昭襄王赐给白起一把剑，白起把它放在脖子上将要自杀，喊道：“我对天有什么罪？”过了好一会儿，说：“我本来该死。长平战役，赵国士兵投降的有好几十万人，我欺骗而且全部坑杀了他们，这足以要我死，”于是自杀了。白起知道自己以前的罪过，因此接受了后来的惩罚。白起知道自己罪过的原因，却不知道赵国士兵被坑杀的原因。如果天确实惩罚有罪过的人，那么，赵国投降的士兵对天有什么罪呢？如果任军队乱砍乱杀，那四十万人中一定有不该死的人，不该死的人，为什么以他们的善行无罪而竟然被坑杀了呢？投降的士兵不能以善行蒙受上天的保祐，白起为什么偏偏因为他的罪过而受到天的惩罚呢？由此说来，白起的话错了。

　　秦二世派使者持诏令去杀蒙恬，蒙恬大声地叹息道：“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过，却要无罪而死呢？”过了好一会，又慢慢地说：“我的罪本来该死。起自临洮，直到辽东，筑长城，挖沟渠，经过一万里，这中间不可能不断绝地脉。这就是我的罪过。”便立刻服药自杀。太史公责怪他说：“秦国刚灭掉诸侯，天下人心还没有安定，创伤尚未治好，而蒙恬作为名将，不在这个时候极力规劝皇上，拯救百姓的急需，恤养老人，怜悯孤儿，使百姓能和平地生活，却去迎合皇上心意兴武功，筑长城，这样说来，他们兄弟遭受诛杀，不也应该吗！为什么却要怪罪“地脉”呢？

　　蒙恬的话完全不对，而太史公的责怪也不正确。为什么呢？蒙恬绝断地脉，罪过大到该死。可是土地滋养万物，对人有什么过错，而要绝断它的脉呢？蒙恬知道自己有绝断地脉的罪，却不知道绝断地脉为什么有罪。像这样责备自己，跟不责备自己有什么两样？太史公是责怪蒙恬作为名将，不能对皇上极力规劝，所以招致这杀身的灾祸。真是该规劝的不规劝因此导致遭受死刑的耻辱。然而太史公自己由于担保李陵而被判刑关进蚕室。如果根据太史公责怪蒙恬的说法，那么他自己就担保了不该担保的人，所以遭受宫刑的耻辱，是天命落在自己头上。责怪蒙恬因为不极力规劝皇上，所以招致这灾祸，那么自己被关进蚕室，也有不对的地方了。如果认为自己没有错，那么责怪蒙恬就错了。

　　太史公作《史记·伯夷列传》，排列善恶的秩序说：“七十二门徒，孔仲尼只推举颜渊好学。然而颜渊却屡屡贫穷，连糟糠也吃不饱，终于早死。可见，上天报应善人是什么样子！盗跖天天乱杀无辜的人，烤人肉吃，凶暴、任意胡为，聚集朋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长寿。这上天又遵循的是什么道德呢？”像这样说来，颜渊不该早死，盗跖不当长寿。埋怨颜渊不该早死，却又偏偏认为蒙恬该死，这是错误的。

　　汉将李广跟望气的术士王朔私下闲谈说：“从汉打击匈奴以来，我没有不参加的，而手下各校尉以下，才能达不到一般水平，然而因跟匈奴打仗有功得封侯的有好几十人。我李广不比别人差，但是最终没有得到尺寸功劳来取得封地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我的骨相不该封侯呢？还是本来命中注定呢？王朔问道：“将军自己想想，可曾有过悔恨的事呢？”李广说：“我做陇西太守的时候，羌人曾反抗，我引诱来投降的八百多人，都被我欺骗在同一天杀了。这事到今天都还在悔恨，就只此一件。”王朔说：“灾祸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士兵更大的，这就是将军你得不到封侯的原因了。”李广认为是这样，听的人也相信是这样。

　　没有封侯，就像没有当上帝王一样。没有被封侯因为有悔恨的事，那么没有当上帝王又有什么亏心事呢？孔子没有当帝王，评论的人并不认为他有亏心事；李广没有被封侯，王朔却认为他有悔恨的事。这样，王朔的话，违反了论事的道理。评论的人认为人被封侯，自然有天命。天命的征兆在骨相上表现出来。大将军卫青在建章宫的时候，有个脖子上带铁钳的刑徒给他相面后说：“富贵到封侯。”后来竟然因为有功被封为万户侯。卫青还没有立功，钳徒就能看出他该封侯的征兆。由此说来，被封侯是有天命的，并非是人的操行好就能得到的东西。钳徒的话果真有效验，而王朔的话则虚假没有证明。更多的是任意横行的人却没有遭受灾祸，而遵循正道的人却得不到福，王朔的说法，就等于白起自己认为自己不对、蒙恬自己承认自己有罪一样。

　　兵荒马乱的时代，为了财物利益互相抢劫残杀的人多。同乘一辆车，共度一条船，去千里之外做买卖，到了空旷遥远的地方，就杀死同伴并夺取他的财物。尸体抛弃不收殓，枯骨暴露不埋葬，丢在水里做鱼鳖的食品，抛在地上成蝼蛄、蚂蚁的粮食。懒惰的人，不花力气务农却全力经商以便积累谷物和钱财，遇上年景饥荒，腹中饥饿不饱，用槌子打人就像打牲畜一样，并把肉割下来吃，不分君子和小人，都被当作鱼肉，外人不可能知道，官吏也不可能发觉，一千人以上，一万人以下，计算起来在一村之中，活的人只有百分之一，死的人有十分之九，可以说没有道义，到了令人痛心的极点，日后这些人又都公开地飞黄腾达，富裕安乐。天不惩罚他们没有仁义之心，在路上抢劫残杀，不惩罚他们不努力耕作而在荒乱年头把人当作食物，不加以大祸，使他们早死，暴露他们隐蔽的罪恶，清楚地给世人看，让人知道这是不能为非作歹的证明，这是为什么呢？可见王朔的话未必真实。

　　传书上说“李斯忌妒与他才能相同的人，在秦国囚禁并逼死韩非，后来遭受被车裂的惩罚；商鞅欺骗老朋友，捉了魏公子卬，后来遭受车裂的灾祸。”作传的人想说他们陷害贤人，欺骗朋友，所以受到灾祸的报应。那韩非有什么过错要被李斯囚禁呢？公子卬有什么罪过要被商鞅擒捉呢？遭车裂处死，如果是由于陷害贤人欺骗朋友，那么韩非被幽杀，公子卬被擒，又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如果韩非、公子卬有罪，天让李斯、商鞅来报应他们，那么李斯、商鞅是奉天命惩罚他们，理应受到奖赏，不该遭到祸灾。要是韩非、公子卬没有罪，不是天要惩罚他们，李斯、商鞅就不能囚杀韩非，擒捉公子卬。评论的人解释说：“韩非、公子卬有隐蔽的罪恶，人们听不到、看不见，只有天知道，所以他们遭到杀害的灾祸。”凡是有罪恶的人，不陷害贤人就违背“道”。如果是陷害贤人，那么被陷害的人又有什么亏心的地方呢？要是违背“道”，那么被违背的“道”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

　　凡是人的穷困、发达、灾祸、福禄的到来，大来说就是天命，小来说就是时运。姜太公最初贫穷低下，遇到周文王才得封侯。宁戚先时处境穷困，遇到齐桓公才被任用当官。并不是贫贱穷困的人有过错，而得到封侯做官的人就一定正确。穷困与发达由时运决定，遭灾还是被提拔重用由命决定。姜太公、宁戚是贤人，还可以说有不对的地方。圣人是道德纯厚的人。虞舜被父亲和弟弟谋害，几乎多次死去；后来受唐尧赏识，尧让位给他，被立为帝王。曾被谋害，并没有不对的地方；被立为帝王，并不是就都正确。以前是天命时运没有到，后来则是天命时运都具备了。考察古代的君主大臣先前贫困，后来能发达的人，未必最初都有罪恶，天要灾害他们在前；后来有了善行，神保祐他们在后。同是一个人的行为，同是一种行为的操行，从小到老死，前后没有差异。然而一个人或成功或失败，或升官或隐退，或贫困或通达，或保全或毁败，都是因为遭祸得福恰好如此，天命时运该当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