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李靖打败突厥颉利可汗，颉利统属的部落很多都归顺了大唐，于是，唐太宗下诏讨论安定边境的政策。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请陛下仿照东汉建武年间把降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郡边塞附近的办法，把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这样做，既可以保留原有的部落编制，作为中原的屏障，同时又不让他们远离本土、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以便实行抚慰政策。如此，一来可充实空虚的边塞，二来可体现朝廷对他们没有猜疑之心。我认为，这才是包容养育他们的正当办法。”太宗对温彦博的建议很是赞同。秘书监魏徵却坚决反对说：“匈奴自古以来从未这样惨败过，这是上天要诛杀他们，也是陛下神武的表现。他们世代与中原为敌，与老百姓结下了数不清的仇怨，陛下鉴于他们乃主动受降，因此没有将他们处死。依臣之见，应当把他们发配到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秦汉时，他们是中原政府的祸患，所以当时朝廷常常派猛将去攻打他们，收归他们在黄河以南的土地，在那里设置郡县加强管理。陛下如今让他们在中原内地居住，并且降兵达几万，乃至十万之众，几年以后，他们的人数还会成倍增长，让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离京城如此之近，将来可能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千万不可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温彦博反驳说：“天子对于万事万物，不管天上飞的，还是地上长的，只要归顺，都应该收养。如今突厥兵败，余部前来归降，如果陛下对他们不加以怜悯，反而弃他们于不顾，这不是天子的胸襟。我虽愚钝，但却认为陛下不应采取抑制少数民族的政策，而应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常言道：让濒临死亡的人活下去，要常怀仁爱之心，那么终将不会有叛乱发生。”魏徵据理力争地说：“晋朝取代魏国的时候，胡部落常常在周边地区活动，江统劝说晋武帝把他们逐出塞外，晋武帝不听，几年之后，胡部落势力大增，将很多地方据为己有，前车之鉴不远。陛下如果采纳温彦博的意见，让他们居住在黄河以南地区，将养虎为患，贻害无穷啊。”温彦博又说：“我听说，圣人之道无不通达。突厥的残余部落，前来投奔我们，以保全性命。把他们安置在中原内地，传授给他们礼教法令，选拔他们的首领，派卫兵驻守那里，让他们畏惧大唐的威严，感激大唐的恩德，这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汉代光武帝在位时，让突厥的单于定居内地，成为汉朝的一位藩王，历经整个汉朝时期，突厥都不曾叛乱。”稍停片刻，他继续说道：“隋文帝兴师动众，耗尽了国库，扶持突厥可汗，让他回到旧地，后来可汗背信弃义，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企图谋反。现在，陛下仁慈宽厚，听凭他们的意愿，无论是河南、河北，任由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另外，突厥部落众多，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他们内部不统一，力量分散，怎么会对中原政府造成危害呢？”给事中杜楚客与温彦博同一阵线，说：“北方异族人面兽心，难以感化，用武力容易使他们臣服。现在让他们的部落散居在黄河南，靠近中原政府，长此以往，必有祸患。至于隋炀帝在雁门关被困一事，虽是因为突厥背信弃义所致，隋炀帝昏庸无道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原的衰败灭亡，怎能归咎于中原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认为让他们复兴而种下祸根是没有道理的。少数民族不会扰乱华夏民族，这是先哲们总结的经验。让快要死亡的人活下去，让行将灭绝的东西延续下去，这是古代圣贤通行的原则。臣恐怕如果不遵照古训，大唐将难以长久啊。”唐太宗听后，对他的意见非常赞许，于是对异族采取怀柔政策，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策略，从幽州至灵州，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安置归顺的突厥部落，从这以后，到长安定居的突厥人达万家之多。

　　自从突厥颉利兵败后，凡有突厥部落的首领前来归降，大唐政府都把他们封为将军中郎将，在朝堂上，突厥五品以上的官员就有一百多人，与大唐自己的官员几乎各占一半。突厥各族中，只有拓跋氏没有归顺，唐太宗派人前去招安，使者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做徒劳无益，只会白白地消耗财物，于是上疏说：“我认为，要安抚边远地区的人，首先应当使内陆的人安定。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犹如树上的枝叶，如果用破坏树根的办法来使枝繁叶茂，那么，要想树木长期存活下去，恐怕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以教化中原为根本方针，以驾驭夷、狄等少数民族为权宜之策。所以《春秋》说：“戎、狄这些少数民族犹如豺狼虎豹，不可让他们满足；华夏民族是近亲，不可将他们遗弃。”自从陛下君临天下以来，国泰民安，老百姓生活安乐，兵力得到了加强，四方少数民族俯首称臣。如今朝廷招安突厥，对他们加官封爵，我认为这样做太浪费国家的财资，而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黄河以西的百姓，是抵御强悍少数民族的前哨。那里人烟稀少，凋敝萧条，加之隋末的战火，老百姓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在平定突厥之前，他们根本无法安居乐业，匈奴被削弱之后，才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役使他们，恐怕会使他们元气大伤。臣固然愚钝，但还是请求陛下停止安抚劝降。并且，古人说，对于落荒而逃的人，即使前来称臣也不要接纳。在周朝，王室爱抚百姓，但同时也抵御少数民族，所以延续了八百年的帝业；秦朝对抗击胡人不以为然，所以四十年就短命了；汉文帝畜养兵士以待变故，所以天下安宁富庶；汉武帝神武鹰扬，对少数民族连年征伐，致使劳民伤财，国内空虚。后来虽然有轮台之悔，但已追悔莫及了；隋代，在得到西域的伊吾、鄯善之地后，国库也几乎消耗殆尽，于国于民都没有丝毫益处。如今，远有秦、汉的教训，近有隋代的前鉴，异族的动静变化，可谓清晰可见。伊吾虽已是大唐的附属地，但它远在边关荒漠之地，那里的人非华夏之族，土地也多荒漠沙丘。对于主动称臣的，请陛下对他们严加约束，让他们居住在塞外，这样他们必定对大唐心怀畏惧又感恩戴德，永远做大唐的藩臣。所以对他们实施恩惠是虚，让老百姓享受太平是实。近来一有突厥人归降，朝廷就赏赐给他们布五匹，袍子一件，酋长归降，还要加官晋爵，享受极高的俸禄，这样做太浪费了。把中原百姓上缴的租税，供养这些凶恶顽固的俘虏，让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这对中原是非常不利的。”唐太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贞观十三年，太宗亲临九成宫，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地里纠结部众，并支持突利可汗的儿子贺罗鹘乘夜偷攻太宗的御营。事情败露后，他们都被捕获并斩首。太宗从此不再信任突厥，并后悔把他们的部众安置在内地。于是将他们遣送回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在原来的定襄城建立官署，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此来统率他们。事后，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中原的百姓，实在是天下的根，周边的少数民族，就如同枝叶一样，损伤了根本，却想枝繁叶茂，国家长治久安，是绝不可能的。当初，我不接受魏徵的建议，因而感到劳费一天比一天严重。我考虑不周，差点失去了长治久安的好方法。”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后，唐太宗想在高昌设立州县。魏徵反对说道：“陛下当初刚登上皇位的时候，高昌王最先来朝谒，后来经商的胡人多次告发高昌王不向朝廷进献贡奉，加上他们对大国的使者不以礼相待，终于获得罪名。如果朝廷只对高昌王麹文泰一人定罪，也还合情合理。依臣之言，不如安抚他的臣民，拥立他的儿子。常言道：处罚有罪之君，安抚他的百姓，让威名和仁德播散到遥远的边关。这是最好的治国安边之策。现在如果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立州县，必须经常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守卫，并且几年要更换一次人马。每次换防，士兵们都往来奔波，死于劳顿的不计其数。士兵们还要添置衣物，离别亲人，饱受背井离乡之苦。十年过后，甘肃以西的地区肯定会人财空虚，而陛下始终得不到高昌一把谷子，甚至一尺帛布的援助。这其实是拆散有用的东西，去侍奉无用的东西。我看不出有什么益处。”唐太宗不听他的意见，仍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置西州属地，定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年调派一千多人马驻守该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这样做不好，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古代圣哲贤明的君王处理国政，都先使华夏诸族安定了，然后才平定少数民族，他们广泛散布仁德和教化，不干预边远悍荒之地的事务。所以，周宣王征伐猃狁，将他们逐出边境就撤军了；而秦始皇频频出征边塞，修筑了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以抵御异族，但最后还是使国家分崩离析了。陛下灭掉了高昌国，使西域异族臣服于大唐的威仪，如今还要据守他们的土地，设立州县。然而，朝廷发兵的时候，黄河以西遇到荒年，田地野草蔓延，几年颗粒未收，十户人家有九户贫困，周边各郡县也都很萧条，五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改变。现在，陛下每年要派上千人前去戊守，他们背井离乡，饱尝思乡之苦。离家的兵士还要自己操办行装，他们不得不卖掉粮食，拿走家中纺织的所有布匹，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有的人在路途中就命归黄泉了。此外，兵士当中有的人还犯有官司，他们在征戍期间借机逃亡，官府还要捉拿查办，这为国家带来了多少事端啊！到高昌的旅途，千里沙丘，冬天寒风凛冽，夏天烈日炎炎，不少人在途中就染病死去了。《周易》说：‘处于安乐之中不要忘记危险，国富民安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动乱的产生。’假设张掖郡战火飞扬，酒泉郡烽烟四起，陛下能指望高昌供给一个人的粮米来增援吗？必须调发陇右各州军队，攻击敌人。就此而言，黄河以西的百姓才是朝廷的心腹，高昌人终究是异族，怎么能浪费中原的财物，去供养毫无益处的人呢？陛下在沙塞平定颉利，在西海吞并吐浑。可这些地方依然不安宁，残余的突厥部落要拥立自己的可汗，吐谷浑也暗中推举自己的首领。如今，陛下应该让高昌人自己拥立首领。这样做，并非史无前例，古人说，有罪的人就诛杀他，臣服的人就使他存活。陛下应当在高昌人中选择可以拥立的人，封他为首领，送他回故国，让他感激大唐的恩德，永远做中原政府的一名藩王。这样，中原就不会受到干扰，老百姓就可安享富庶和安宁，如果这个安边政策一代代传下去，将会造福子孙后代。”但唐太宗没有接纳他的进谏。

　　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进犯西州地区，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有军情，虽然还不足以构成危害，但怎能高枕无忧呢？过去我刚刚平定高昌的时候，魏徵、褚遂良劝我立麹文泰的后代为王，归还他的国土，可是，我竟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现在后悔晚矣。过去汉高祖不听娄敬不出兵匈奴的劝告，结果遭到平城之围，事后汉高主大大犒赏了娄敬。袁绍不听田丰的建议，与曹操大战于官渡，结果大败而逃，事后却听信谗言，将田丰杀死。我常常以这两件事为诫，怎能忘记这些劝谏过我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