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会上交谈，当时有个美人在旁边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败事后，被籍没入宫。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荒淫无道，杀害了她原先的丈夫而把她占为己有。暴虐到极点，怎会不灭亡呢？”王离座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夺取她是对了呢，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夺取其妻的道理，你却问我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王回答说：“我见到《管子》书里说：齐桓公到了郭国，问那里的父老：‘郭国为什么会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齐桓公说：‘照你所说，他是个贤君啊，怎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摒弃，所以灭亡。’如今这个妇人还在陛下左右，所以我猜测陛下的心意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陛下如果认为不对，那就是所谓知道邪恶而不能摒弃了。”太宗听罢大为欣喜，夸他讲得好极了，马上命令把这个美人送还给她的亲族。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在洛阳修建乾元殿，以供天子巡游四方的时候下榻居住。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说：

　　陛下您智虑周全，可谓无所不及。您下令要做的事，有哪一件不成功呢？您立志想要得到的东西，有哪一件不是依从你的意思去办呢？我认为秦始皇刚开始做皇帝的时候，一直想倚仗灭掉周室的余威，凭借平定六国的气势，将基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可是到了他儿子掌权的时候国家就灭亡了，我们认真分析它灭亡的原因，是他们父子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的贪欲，违背上天的旨意，残害百姓等因素造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统治天下不能仅仅凭借武力，一味信奉神灵也不能保障他的江山固若金汤。只有大力提倡节俭，减轻赋税，自始至终兢兢业业，才可以永保江山安泰。

　　我们刚刚统一了天下，还没有从战争所造成的影响中恢复过来，民生凋敝。这个时候应该提倡节俭，以礼治国，陛下您更应该以身作则。东都洛阳没有行宫，就下令修缮，各位大臣出京镇守边关，也都需要修建官邸，工事太多，恐怕会劳民伤财，这是第一点不可修建的原因。陛下你当初平定东都洛阳，看见那些豪华奢侈的宫殿，下令全部拆毁，此举让天下人惊叹佩服。岂有开始憎恶隋代的奢华，现在又步其后尘的道理呢？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二。一听到下面有呈报，就去巡视，然而事情并不紧急，这样做岂不是白白消耗国家的财产。现在国家建立不久，国库还不充盈，哪用得着修建两个都城？老百姓的劳役过重，就会产生怨恨，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三。如今百姓遭受天下大乱之后，生活非常贫困。老天有眼，让百姓的生活稍稍有了点好转，但是仍然存在忍饥挨饿的生计之忧，这种情况三五年之内也不可能解除。如果这个时候让老百姓去营建东都，岂不是勉为其难，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四。汉代的时候，汉高祖刘邦要在洛阳建都，大臣娄敬进言说这样做不可行，他劝说汉高祖在秦朝的故都建都，汉高祖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日就往西行，定都长安。现在只希望陛下你体察百姓之苦，革除日渐沦丧的世俗风气。你治理国家的时间还很短，国家的各种社会风气还不淳厚，凡事都应该三思而后行，现在怎么可以在洛阳大兴土木，难道连古人都不如吗？这是陛下你不应做的第五个原因。

　　我曾经看到隋朝建造这座宫殿的时候，所用的材料极其讲究。宫殿所用的木材都不是附近产的，大多都是从遥远的豫章郡运来的。一根柱子就要用两千人来拉，下边滑动用的轮子必须用生铁铸成，中间如果用木头做轮子，一滑动起来就会起火。粗略算来，一根柱子的运送就要耗费数十万两银子，而其他的费用更是难以估量。我听说一座阿房宫建成了，就使得秦国人心离散；章华宫修成了，就造成楚国民心散乱；乾元宫修完了，隋朝也就随之灭亡了。况且凭借国家目前的政治状况，比起隋朝来说又如何呢？国家从萧条中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再役使苦难的百姓，劳民伤财，就会重蹈历代王朝灭亡的覆辙，步其后尘，从这点来说，我们恐怕比隋炀帝还要昏庸啊。我恳切地希望陛下能认真考虑这件事，不要让我们的行为被后人所耻笑，那便是国家的大幸了。

　　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认为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跟桀、纣相比呢？”玄素回答说：“如果这座宫殿修好了，可以说与他们殊途同归，没什么两样。”太宗猛然醒悟，叹息着说：“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所以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说罢，他又转过头来对房玄龄说道：“看看玄素的奏表，洛阳的宫殿实在不应该修建，以后做事必须按事理行事，即使露天休息又如何呢？凡是因此产生的赋役，都应该马上停止。要地位低的人干预地位高的人，历来都不容易做到。要不是玄素忠心正直，心地无私，又怎能做得到呢？一般人唯唯诺诺，哪里抵得上一个人惊世骇俗的言论对人的启发大呢？我要赏赐玄素绢二百匹。”针对这件事，魏徵感叹地说：“张公的话真有力量呀，可谓是仁义之人，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对国家百姓的好处真是不可限量呀！”

　　唐太宗有一匹好马，特别喜爱它，常在宫里饲养，有一天这匹马没有生病却突然死掉了。太宗对养马的宫人很生气，要杀掉他。长孙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要杀人，晏子请求数说养马人的罪状：‘你养的马死了，这是你第一条罪。让国君因马杀人，百姓知道了，必定怨恨我们国君，这是你第二条罪。诸侯知道了，必定轻视我们齐国，这是你第三条罪。’齐景公听后便赦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曾经读书读到过这件事情，难道忘记了吗？”太宗听了这话才平下气来。他又对房玄龄说：“皇后在很多事情上启发帮助我，对我很有好处。”

　　贞观七年，太宗要巡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道：“陛下身处高位，如果要以救济天下百姓为己任，那么就应该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百姓的需要，而不能要求天下人都来顺从你一个人的需要。然而，整日想远离皇宫到处游玩，这是秦始皇、汉武帝他们经常做的事，不是尧、舜、禹、汤这些明君所为。”话语间，言辞诚恳激切。太宗开导他说：“我患有与气候相关的毛病，天气热了，病痛就要加剧。所以并不是我的本性喜欢到处巡游，但是，我还是十分感谢你的好意。”因此赏赐给姚恩廉五十匹丝帛。

　　贞观三年，李大亮担任凉州都督，有一位台使来到凉州，看见此地有一种很稀有名贵的大鹰，台使就叫李大亮把鹰进献给唐太宗。李大亮私下上疏给唐太宗：“陛下下令禁止打猎，现在却派使者前来索要大鹰。如果这是陛下的意思，那就是陛下违背了过去的圣旨；如果是台使擅自主张，那他就是一个冒名的使者。”唐太宗看完李大亮的奏折，回复道：“你既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又对国家忠肝义胆，所以派你镇守边关，委以重任。你这些年为国尽职尽忠，在边关声名远扬。我派使者来索要大鹰，你并不是趋炎附势地迎合我的旨意，而是借古鉴今，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还进献忠言，可谓披肝沥胆，诚愚之至。任何赞许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意，有你这样的臣子，我还担忧什么呢？希望你能够保持这份赤诚之心，始终如一。《经》上有句话叫：‘尽忠职守，忠诚正直。神灵得知，赐予洪福。’古人也说过这么有分量的话，它的价值胜过千两黄金。你的一番话，真是可贵呀。现在我赐给你金壶瓶、金碗各一只，虽然不是价值千金，但这是我平时自己所用的东西。你性情方正平直，一心为公，我委托的事情你还上疏进行核实。你在处理公务之余，可以看一看古代的典籍。我再赐给你一部荀悦写的《汉纪》，这本书叙述简要，议论深刻，对如何治国、如何尽到君臣的职责说得非常透彻，现在我把它赐给你，希望你回去认真地阅读。”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怒了唐太宗，太宗认为这是毁谤。侍中魏徵进言道：“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从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很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近似毁谤，希望陛下仔细详察我的话对不对。”太宗说：“只有你能讲这样中肯的话。”于是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五年，太宗派遣使者到西域封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没有回来，太宗又令人携带大量金帛到西域各国去买马。魏徵劝谏说：“现在派遣的使者是以封立可汗为名义的，可汗尚未封立，就到各国去买马。突厥人一定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买马，而不是专程去封立可汗。这样，可汗虽然被封立了，他也不会对陛下感恩；立不成的话，就会产生很深的怨恨。西域各国听说这件事，也会看不起中国。只要能使西域各国安定，那么各国的好马用不着去买，就会自动送上门来。从前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文帝说：‘我巡幸时每天行进三十里，打仗时每天行进五十里，仪仗走在我的前面，副车跟在我的后面，我单独骑一匹千里马，能走到哪里去呢？’于是给了献马人一些路费，让他回去了。汉光武帝时，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让千里马拉装载战鼓的车，宝剑赐给手下的骑士。今天陛下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怎么在这件事情上的见识，还不如汉文帝、汉光武帝呢？魏文帝曾打算买西域的大珍珠，苏则劝谏说：‘如果陛下的恩惠遍布四海，这些东西不用追求，自然会到来。能买得到的东西，就不足珍贵了。’陛下纵使不仰慕汉文帝的崇高德行，难道也不畏惧苏则的正直议论吗？”于是，太宗立即下令停止买马。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书评论朝政得失。太宗特意赐给他钟乳石剂，对他说：“你向我进献药石一样的谏言，所以我也拿药石来报答你。”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帝王，多是顺从而不违背，用甜言美语来讨人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不准隐讳，要一一说出我的过失来。”长孙无忌、唐俭等人都说：“陛下圣德教化，导致天下太平，据我们看来，看不出有什么过失。”黄门侍郎刘洎对答说：“陛下拨乱创业，确实功高万古，如无忌等人所说。但不久前有人上书，遇到言辞内容不合陛下心意的，有时就当面追根盘问，弄得上书言事的人无不羞惭而退。这恐怕不是在奖励进言者吧。”太宗说：“这话讲对了，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改正错误。”

　　太宗对苑西监穆裕大为恼火，下令将他在朝堂上斩首。当时高宗为皇太子，不惜冒犯太宗，前去求情，太宗的怒气才消退。司徒长孙无忌说：“自古以来，太子进谏总是找适当的机会说，今天陛下大发天威，太子却能犯颜进谏，这是古今没有的。”太宗说：“人在一起相处，自然会相互染上一种习气。自从我统治天下以来，虚心接纳正直的意见，就有魏徵不分早晚随时进谏。自从魏徵死后，又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续进谏。皇太子小时候在我面前，常见我听到进谏心情很愉悦，因此养成喜欢纳谏、进谏的习性，所以才有今天的进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