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国土广大、君主独尊的，自来都是因为法制严厉而可以在天下达到令行禁止的。因此作为君主在划分爵位、制定俸禄时。就必须严格执行重法原则。国家太平，民众就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法制严厉符合人之常情。法禁松弛不符合社会实际。况且拼命出力．是民众固有的，他们的心理无非是想拼命出力去获得渴望的东西。而民众赛欢什么。厌恶什么。是由君主一手控制着的。民众喜欢的是利禄，厌恶的是刑罚；君主掌握民众好此恶彼的心理来使用民力，和实际情况个应该有差错。既然如此，那么法禁松弛，政事有失，正是由于刑赏不当。君主治理民众不能掌握法度除恶务善。这样情形一旦出观。也就等于没有法制了。

　　所以根据国家治乱的原理，应把致力于区分刑赏作为当务之急。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不实行一定的法令。然而结果却是存亡各异；君国灭亡，在于法令之中刑赏不分。进一层说，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实行刑赏时是不加区分的。然而有的所谓“区分”，是拿了不同标准进行区分。实际上这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区分。至于明察的君主的刑赏区分，则是按统一标准进行的区分。因此明君统治下的民众都重视法制畏惧禁令，既希望不要犯罪，又不敢妄自取赏。所以说：不等到用刑用赏。民众就都服服贴贴地做事了。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急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禁止奸邪的法律是和人情息息相通。和政理紧密相关的。既然如此，那么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奸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使民众窥探彼此的隐情。那么又怎样使民众互相窥探呢？大致说来。也就是同里有罪连坐受罚罢了。假定禁令有牵连到自己的、从情理上看他们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牵连到自己头上。不允许有奸心的人得到隐匿的机会，靠的是四下里有眼睛盯着。这样一来。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告奸的人免罪受常，有奸不报的人一定要连带受刑。如能这样，各种各样的奸人就被揭发出来了。连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牛，是靠暗中告密和实行连坐所起的作用。

　　对法律整饬得极其严明的君主，依靠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二人才。因此有办法的国家，毋需名扬四海。就能无敌于天下，国家得到治理，这都是是依靠法度的缘故。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兵公开地在境内活动而不能予以防御机制止的原因，在于只凭一二人才而没有法术，自取灭亡，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进攻别国，是法术的力量在起作用。所以在有办法的国家里。总是排斥空谈而仟用法术。

　　凡属和有关条例存关奈例曲相附会的虚功是难以识破的，凡属经花言巧语掩饰的错误是难以发现的；因此。刑赏易为表里不一的情况所惑乱。所谓依据条例而难以识别的功勋。就是奸功；臣下那些难以发现的过失，就是失根。依据条例则不能发现虚功．仪依常情判断就发现不了奸情。这样一来。刑罚和赏赐怎能不双双产生差错呢？因此，徒有虚名的功臣在闰内捞得声誉，夸夸其谈的说客在国外巧取私利，结果愚妄、怯懦、暴庆、巧诈的种种人物串通一气，用虚无的道理迎合世俗、取悦社会。所以那些国法得不到执行，而罪不容诛的犯人得以逃脱刑罚的制裁。这样的话，刑罚和奖赏怎么会不发牛歧异？事实本来摆在面前，但按常理推断却失去了正确度量。度量发生差错，并不是法度造成的；尽管法制业已明定，但依靠的却是私智。放弃法制而依靠智慧，那么接受任务的官员怎能把握要领？事务要领与事务本身统一不起来。那么法令哪能不出差错，而刑罚又哪能不趋烦乱？因此，赏罚混乱不堪，国法错误百出，是由于刑赏区分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