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文公准备和楚军作战，召来舅犯询问说：“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嫌欺诈多。您还是使用欺诈手段罢了。”文公辞退舅犯，又召来雍季问道：“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能暂且多猎取些野兽，以后必定再猎不到野兽；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暂且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以后民众就不会再上当了。”文公说：“好。”辞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谋略和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敌人。回来后用封爵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胜仗，靠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计谋，却把他摆在后面，行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张是权宜之计，雍季的主张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称霸是完全应该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而作相应的回答。提的问题博大。却用狭小事理去回答，明君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的是“以少敌众”，回答却是“以后一定不再上当”，这不是针对问题作出的回答。再说，文公也不懂得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利益。打仗如果取胜，就会国家安全，君位稳定，兵力强盛，威势确立，即使以后能出现同样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的了，还担心什么长远利益不来呢？打仗如果不胜，就会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眼前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期待长远利益，在于今日战胜敌军；今日的胜利，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手段；欺诈敌人，不过是为了长远利益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再说文公又没有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不嫌欺诈多”的话，不是指欺诈民众，而是指欺诈敌人。敌人，是要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上当，又有什么损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赏雍季，是因为他有功吗？然而用来战胜楚国打败楚军的，却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得好吗？然而雍季说“以后不再上当”，这表明他并没有讲出什么正确意见。舅犯则已经兼有功劳和正确的意见。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忠诚，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义，是用来不欺骗民众的。已经注意到既爱护下属又不欺骗民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呢？但他之所以一定主张采用欺诈手段，因为这是战争汁谋。舅犯前有正确的言论，后有战胜的功劳，结果，舅犯兼有二功却排在雍季后面，雍季没有一点功劳却排在前面受赏。“文公称霸不也是很应该的吗？”正表明孔子是不懂得正确行赏的。

　　二

　　历山一带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种田。一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相互争夺水中高地，舜到那里打鱼，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人。东夷的陶工制出的陶器质量粗劣，舜到那里制陶，一年后，大家制出的陶器很牢固。孔子赞叹说：“种田、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前去干这些活，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仁厚啊!竞能亲自吃苦操劳而使民众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说：“当此之时，尧在哪里？”儒者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说尧是圣人又该如何解释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坏风气。如果种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又证明尧有过失。认为舜贤，就是否定尧的明察；认为尧圣，就是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二者都对。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他的盾说；‘我的盾最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穿它。’又夸他的矛说；‘我的矛最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说：‘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卖矛和盾的人就无法回答了。不能被刺穿的盾和没有什么刺不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称赞，是同上面讲到的矛和盾不能同时存在有着同样道理的。再说舜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没有休止；以有限的寿命对待没有休止的错误，能纠正的就很少了。赏罚能使天下人必须遵行，命令说：‘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法令早上下达，过错傍晚就纠正了，法令傍晚下达，过错第二天早上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何苦要等上一年？舜还不据此说服尧让天下人听从自己，却要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统治办法吗？况且那种自身受苦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据有势位而纠正臣民的做法，是庸君也容易做到的。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说他懂得治国之道的。”

　　三

　　管仲有病，齐桓公前去探望，询问说：“您病了，万一不幸寿终死去，有什么话准备告诉我？”管仲说：“您就是不问我，我本来也要告诉您的。希望您赶走竖刁，除去易牙，远离卫公子开方。易牙为您主管伙食，您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您。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儿子的，现在易牙不爱自己儿子，又怎么能爱您呢？您本性好妒而喜欢女色，竖刁就自己施行宫刑，以便管理宫女。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身体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卫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要不了几天的行程，开方丢下自己母亲，做官很久也不回家，他连自己母亲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我听说：‘弄虚作假的不会长久，掩盖虚假的不能持久。’希望您能远离这三个人。”管仲已死，桓公不按他的话去做。等到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埋葬。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桓公的话，不是懂法度的人所说的话。要除去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看重自身，而去迎合君主的欲望。管仲说“不爱自身，又怎么能爱君主”，那么臣下有拼死出力来为君主的人，管仲就不会任用了。他会说“不爱惜自身而拼死出力的人，怎么能爱君主”。这是要君主去掉忠臣啊。况且用不爱自身来推断他不爱君主，这就可以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管仲不能为桓公而死，这样管仲也在应当除去的范围之内了。明君的原则不是这样，他会设置臣民所希望的东西来求得他们立功，所以制定爵禄而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建立刑罚来威慑他们。奖赏守信而刑罚坚决，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人不会被任用，即使有竖刁一类的人，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下尽死力来换取君主的爵禄，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死力。君臣之间，不是父子那样的亲属关系，而是从计算利害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尽力，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对上蒙蔽君主而在下谋取私利。管仲对桓公没有阐明这种法术。他让桓公赶走竖刁，另一个竖刁又会出现，这不是杜绝奸邪的方法。再说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得埋葬的原因，是臣下的权力过大。臣下权力过大的结果，就是挟持君主。有了挟持君主的奸臣，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群臣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隔断君臣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坏，不了解祸福，所以有死后不葬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一人不兼任他职，一职不兼管他事；地位低的人不必等待地位高的人来推荐，大臣不必通过君主近侍来引见；百官都能逐级上通，群臣好象车幅聚集到中心一样归附君主；受赏的人君主能了解他的功劳，受罚的人君主能知道他的罪过。君主事先对群臣的功过了解得清楚，然后进行赏罚，就不会受蒙蔽，怎么会有死后不葬的祸患呢？管仲不对桓公讲明这个道理，只是让他赶走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法度。

　　四

　　赵襄子被围在晋阳城中，晋阳解围后，他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受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的战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成了第一个受赏的，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的战事，我的国家危急，宗庙快完了。我的群臣没有一个不对我表现出骄傲轻慢样子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因此先奖赏他。”孔子听到后说：“善于奖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没有一个敢失礼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越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置法令，臣下没有奸诈之心。这样的话，就可以算是善于赏罚了。假使襄子被围晋阳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这就等于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阳没有了主子，还有谁替他守城呢？现在襄子在晋阳被围，智伯引水灌城，石臼、锅灶进水，成了乌龟出没场所，而百姓没有背叛，证明君臣关系密切。襄子有君臣关系密切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令，这样也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证明襄子失于惩罚。做臣子的，谋事有功就赏。现在高赫仅仅是不骄傲轻慢，襄子却赏他，这是失于奖赏。明君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惩罚不施于无罪的人。现在襄子不责罚骄傲轻慢的臣子，而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哪里看得出襄子是善于奖赏的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

　　五

　　晋平公和群臣一起喝酒。喝得痛快了，于是感概地说：“没有谁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没人敢于违背。”师旷在前面陪坐，拿，起琴撞了过去。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在墙上撞坏了。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现在边上有个小人说话，所以撞他。”平公说：“是我呀。”师旷说：“呀!这不是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近侍要求处罚师旷，平公说：“免了，把这作为我的鉴戒。”

　　有人说：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给予惩罚，这是君主对臣下应有的做法；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善意劝告仍然不听，就离开他，这是臣下对君主应取的态度。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不去陈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惩罚，拿琴去撞平公的身体，这是颠倒了君臣的位置，因而失掉了臣下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放弃爵禄，来等待君主的省悟，这是臣下应有的礼义。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就拿琴去撞平公身体，即使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但师旷却用来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下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反而高兴地听从，这是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所以平公的言行是不能张扬的，它会使君主在听劝上犯错误而觉察不到错误；师旷的行为也不能张扬，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美名来掩饰杀君的行径。这两种做法都是不能张扬的，也就是双方都犯了错误。所以说：平公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掉了当臣子的礼节。

　　六

　　齐桓公时，有个没做官的读书人名叫小臣稷，桓公去了三次也没能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没有轻视大国君主的资本；大国君主不爱好仁义，也就没有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的肚量。”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小臣稷。

　　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为了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而不顾及个人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才叫仁义。所以伊尹认为中原国家混乱，通过做厨师向成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莫认为秦国混乱，通过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他们都是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因而不顾及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桓公以大国君主的势位，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打算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足见小臣程忘记了民众。忘记民众不能叫做仁义。所谓仁义，是不失掉当臣子的礼节，不颠倒君臣之间的位置。因此国境之内，拿着鸟兽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务掌理政事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在民萌之列，又违背国君的愿望，因而不能叫做仁义；仁义不在小臣程处，桓公却又跟着礼遇他。假使小臣稷有智慧才能而躲避桓公，则是躲避，应当对他用刑；假使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平白无故地在桓公面前倨傲逞强，则是欺骗，应当把他杀掉。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桓公不能整治君臣关系而去礼遇该罚该杀的人，这是桓公用轻视和侮慢君主的风气来教化齐国，是不能用来作为治国之道的。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

　　七

　　晋齐靡笄之战，晋中军司马韩厥将斩人。主帅郤克听说后，驾车前去救人。等他赶到，人却已给斩了。郤克就说：“为什么不用他巡行示众？”郤克的侍仆说：“先前您不是要救他吗？”郤克说：“我怎敢不为韩厥分担别人的非议呢？”

　　有人说：“郤克的话，不能不加考察，它不是分担非议的。韩厥要斩的如果是罪人，就不能去救；救有罪的人，是法令败坏的原因；法令败坏，国家就混乱了。如果不是罪人，郤克就不能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这就便无辜的人更加冤枉；双重冤枉，正是民众产生怨恨的原因；民众有怨恨，国家就危险了。部克的话，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能不明察。况且韩厥要斩的若是罪人，谷阝克要分招什么非议呢？要斩的如果不是罪人，那么已经斩杀了，郤克才到，这是韩厥的非议已经构成而郤克后来方才赶到。郤克说把尸体巡行示众，不足以分担斩人的非议，而又产生巡尸的非议，这就是郤克所谓的分担非议。过去商约造出炮格之刑，崇侯、恶来又说斩涉水者的小腿，哪里就分担了对纣的非议？况且民众对亡面按法办事的希望是很强烈的，假使韩质没能做到，民众就会希望郤克做到；现在郤克一样没有做到，那么民众对上面就绝望了。所以说：郤克的话不是分担别人对韩厥的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再说部克前去救人，是认为韩厥错了；不讲清他做错的原因，而劝他拿尸体巡行示众，这是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使下而的民众对上面绝望，又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知道郤克是怎样来分担非议的。

　　八

　　齐桓公解了管仲的捆绑而任他为相。管仲说：“我已经得宠了，但我地位低下。”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国两大贵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尊贵了，但我还贫穷。”桓公说：“让你享有俸禄丰厚的家业。”管仲说：“我富裕了，但我和您的关系还疏远。”于是桓公把他立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治理地位尊贵的人，所以要求位在高、国两大贵族之上；认为贫穷的人不能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有俸禄丰厚的家业；认为和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治理和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得到了仲父的称号。管仲并非贪心不足，而是为了便于治理。”有人说：假使让奴仆奉君命去告知卿相，没谁敢于不听，这不是因为卿相地位低下而奴仆地位尊贵，而是因为君命下达，没有人敢于不从。假使管仲治理国家而不遵循桓公的旨意，即是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凭借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这是奴仆都可以取信于人的条件，何必要等待像高、国、仲父之类的高贵地位，然后才能行事呢？当今行事、都巫这些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不回避尊贵的人，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如果依法办事，即使宦官也可使卿相信从；不依法办事的话，即使大官也会在民众面前感到理亏。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干着增加宠信和爵禄的事情，这要不是管仲贪心富贵，就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法术。所以说：管仲有错误的行为，霄略有错误的赞美。

　　九

　　韩宣王向樛留询问：“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过去魏国同时重用楼鼻、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领土，楚国同时重用昭、景两大姓而丧失了鄢、郢两地。现在您要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他们必将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国家就一定要有忧患了。”

　　有人说：过去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鲍叔，成汤同时重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重用两个大臣是国家的忧患，那么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齐湣王只重用一个淖齿，结果自己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重用一个李兑，结果自己被李兑围困饿死。君主有术，同时重用两个人也不构成忧患；君主无术，同时重用两个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重用一个人就会导致大臣专权而劫杀君主。现在樛留不能用术去劝说君主，却叫他的君主不同时重用两个人而只重用一个人。这种做法，若没有丧失西河、鄢、郢的忧患，就定有杀身饿死的祸害。即是说，樛留没有好见解向君主恰当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