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音的产生，都是出于人类有能够产生思想感情的心。人类思想感情的变动，是外界事物影响的结果。受外界事物的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变动，就会用“声”表现出来。声非一种，其中有同有异。同声相应，异声相杂，于是产生错综变化。把这种错综变化的声按照一定的规律表现出来，就叫做歌曲。心文些歌曲按照顺序加以演奏，再加上武舞和文舞，这就叫做乐。

　　从以上可知，所谓“乐”，是由音所构成的，而其本源乃在于人心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受。所以，人心有了悲哀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焦急而短促；人心有了快乐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宽裕而舒缓；人心有了喜悦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开朗而轻快；人心有了愤怒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粗犷而严厉；人心有了崇敬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正直而端方；人心有了爱慕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温和而柔顺。这六种声音并非人们的内心原来就有，而是人们的内心受到外界事物影响才造成的。所以古代圣王十分注意能够影响人心的外界事物：用礼来引导人们的意志，用乐来调和人们的性情，用政令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罚来防止人们做坏事。用礼、用乐、用政令、用刑罚，手段虽然不同，但其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统一民心而实现天下大治。

　　凡音，皆出于人心。感情激动于心，所以就表现为声。把声组成动听的曲调，就叫做音。所以太平盛世的音，其曲调安详而欢乐，反映了当时政治的和谐；混乱世道的音，其曲调怨恨而愤怒，反映了当时政治的紊乱渗亡国之音，其曲调哀伤而深沉，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困苦。由此看来，声音和政治是相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声音。

　　宫声代表君，商声代表臣，角声代表民，微声代表事，羽声代表物。如果这五声不乱，就不会出现不和谐的曲调。如果宫声混乱则其音散漫，象征着国君的骄悠；商声混乱则其音不正，象征着官员的腐败；角声混乱则其音忧伤，象征着百姓的不满；徽声混乱则其音悲哀，象征着百姓的摇役太重；羽声混乱则其音危急，象征着物资匾乏。如果五声皆乱，秩序荡然，那就会奏出所谓的慢音。到了这一地步，国家的灭亡也就不剩几天了。郑、卫之音，属于乱世之音，接近于慢音了。桑间蹼上之音，属于亡国之音，它反映了国家政治的极端混乱，老百姓的流离失所，统治者的欺上瞒下自私自利而不可救药。

　　凡音，都是出于人心。而比音高级的乐，则是与社会伦理相通的。所以懂得声而不懂得音为何物的，那是禽兽；懂得音而不懂得牙为何物的，那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懂得乐。所以君子才能从辨别声而进而懂得音，从辨别音而进而懂得乐，从辨别乐而进而懂得政事，于是就有了一整套的治国方法。所以，对于不懂得声的人，就没法和他再进一步谈音；对于不懂得音的人，就没法和他再进一步谈乐。懂得乐的人也就近乎懂得礼了。礼乐都能够懂得，那就叫做有德。德，就是得到的意思。所以，无论多么隆重的乐，并不是为了极尽听觉上的享受；无论多么盛大的食飨之礼，并不是为了极尽味觉上的享受。举例来说，演奏（（清庙》乐章所用的瑟，上面是朱色丝弦，下边是稀疏的孔，奏出的声音并不是多么悦耳，一个人领头唱，只有三个人应和，其目的显然不在于追求动听。又如大飨之礼，以水代酒而且放在前列，盘子里放的是生肉生鱼，肉汁也不加任何调料，其目的显然也不在于追求好吃。由此看来，古先圣王制礼作乐，其目的并不是要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享受，而是要教育人民辨别好坏，回到做人的正道上来。

　　人生下来是好静的，这是先天赋于的本性。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变为好动，这是本性受到了引诱。人的认识和外界事物相交接，就会表现为两种态度：喜好或厌恶。喜好或厌恶的态度如果从人的自身得不到节制，再加上对于外界事物的引诱不能自我反省和正确对待，那么人的天性就会完全丧失。本来外界事物就在不断地影响着人，如果再加上人在主观上对自己的好恶反应不加限制，那就等于外界事物和人一接触就把人完全征服了。人被外界事物完全征服，就等于人的天性完全丧失，放纵人欲。人到了这一地步，就会产生犯上作乱欺诈虚伪之心，就会干出纵欲放荡胡作非为之事。以致于强者压迫弱者，人多的欺负人少的，聪明人欺骗老实人，勇猛者折磨怯懦者，有病的人得不到照顾，老幼孤独者也得不到关怀。这是天下大乱的办法，行不通的。有鉴于此，古代圣王就制礼作乐，为人们制定出节制的办法：有关丧服、哭泣的规定，这是用来节制丧事的；钟鼓干戚等乐器舞具，这是用来调节安乐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用来区别男女的；一射乡食飨，这是用来规范人们交往的。用礼来节制民心，用乐来调和民性，用政令加以推行，用刑罚加以防范。礼、乐、刑、政，如果这四个方面都得到贯彻而不发生梗阻，也就具备王道政治了。

　　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贵贱。上下协调就会互相亲近，贵贱区别就会互相尊重。过分强调乐会使人际关系随便，过分强调礼会使人际关系疏远。要使人际关系内心感情融洽外表互相尊重，这就是礼乐应尽的职能了。礼的制度建立了，贵贱的等级才有区别。乐的文采协调了，上下的关系才能和睦。善恶的标准明确了，好人与坏人也就容易区别了。用刑罚来禁止强暴，用爵位来推举贤能，政治也就公平了。用仁来爱护人民，用义来纠正邪恶。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能治理得好了。

　　乐是从内心发出，礼是从外部表现。因为乐从内心发出，所以诚实无伪；因为礼从外部表现，所以文质彬彬。最高级的乐一定是平缓的，最隆重的礼一定是简朴的。乐深入民心，就会消除怨恨；礼得到贯彻，就会消除争斗。古代圣王之所以能以谦恭礼让就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正是由于礼乐在起作用。没有乱民闹事，诸侯归服，兵革不用，刑罚不用，百姓无所忧虑，天子无所不满，做到了这一步，就表明乐已经深入民心了。四海之内，使父子关系密切，长幼之序分明，大家都敬爱天子，做到了这一步，就表明礼得到贯彻了。

　　最高尚的乐像天地那样的和谐，最隆重的礼又像天地那样的有别。由于和谐，所以万物各得其所；由于有别，所以要祭天祀地。人世间有礼乐，幽冥中有鬼神。这样，四海之内就能互敬互爱了。礼，是通过不同的仪式而教人互敬；乐，是通过不同的声律而教人互爱。礼乐的社会功能相同，所以历代明王在继承之外也有所损益。所以，礼应具有时代特色，而乐的名称也要与天子的功劳一致。

　　所以说，钟鼓管磐，羽禽干戚，．是乐的器具；而屈伸俯仰的动作，一开一合忽慢忽快的变化，是乐的表现形式。置篡姐豆，制度文章，是行礼所用的器具；升降上下，周旋锡袭，是礼的表现形式。所以，凡是懂得礼乐社会功能的人就能创作新的礼乐，而只是记住礼乐表现形式的人却只能复述旧的礼乐。能创作的人叫做圣，能复述的人叫做明。所谓“明”和“圣”，指的就是复述和创作。

　　乐，体现了天地间的和谐；礼，体现了天地间的秩序。因其和谐，所以万物都能融洽共处；因其秩序，所以万物都又有其差别。乐是法天而作，礼是仿地而制。礼的制作破坏了秩序就会引起混乱，乐的制作破坏了和谐就会导致偏激。弄清楚礼乐与天地的关系，然后才能制礼作乐。歌辞与歌曲配合得体，是乐的实情。使人高兴喜欢，是乐的功能。中正无邪，是礼的本质。使人庄敬恭顺，是礼的功能。至于使礼乐借助钟馨等乐器发出声音，用于祭祀宗庙社樱，用于祭祀山川鬼神，在这方面，从天子到人民都．是一样的。

　　一个朝代的开创者，在大功告成以后才制定乐，在社会安定以后才制定礼。他的功劳越大，他所制的乐也就越完备；他的政治越安定，他所制的礼也就越完善。只有手执干戚的武舞，不能算完备之乐；用熟肉来祭祀，不能算至敬之礼。五帝不同时，因而不互相照搬前代之乐；三王不同代，因而不互相抄袭前代之礼。极意于乐，则有沉迷忘返之忧；粗制之礼，或失中正无邪之质。至于能够做到爱好乐但没有沉迷忘返之忧，礼数完善但不失中正无邪之质的，大概只有伟大的圣人吧。

　　从现象看来，天在上，地在下，万物散处而各不相同，于是讲究差别的礼就应运而生了。从性质看来，这天地万物又都处于流动不止的状态，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影响，于是讲究和同的乐就应运而生了。春生夏长，体现着仁的精神；秋收冬藏，体现着义的精神。仁的精神接近于乐，义的精神接近于礼。乐强调的是和同，循神而法天；礼强调的是差别，循鬼而效地。所以圣人制乐以顺天，制礼以配地。礼乐如此显明完备，也就可以说夫地各尽其应尽的职分了。

　　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君臣的关系也就依此确定了。高的是山，低的是泽，一贵贱的位置也就依此确立了、天动地静，有其常规，或大或小也就区别开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各自的察性就不会相同。在天上有日月星辰风雷等不同现象，在地上有山川草木鸟兽等不同的形态。圣人依此制礼，可知礼是体现天地之差别的。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互摩擦，天地互相激荡，雷霆来鼓动，风雨来滋润，四季交替循环，日月昼夜照耀，于是万物化生。圣人依此制乐，可知乐是体现天地之和同的。乐贵和同，但如果化不依时，物亦不生；礼贵区别，所以男女无别就会出乱子。这是天地的本性。

　　说到礼乐的功能，上达于天，下至于地，可以行乎阴阳，可以通于鬼神，无远弗届，无微不至。乐显示创始万物的天，礼体现形成万物的地。显示着不停运动的是天，显示着静止不动的是地。一动一静，就生成了天地间的一切。所以圣人治理天下，言必称礼乐。

　　从前舜制作五弦之琴来演奏《南风》，夔开始制乐以赏赐诸侯。由此看来，天子的制乐，是用来赏赐有德的诸侯的。作为诸侯，如果德行隆盛，尊重教化，五谷丰登，做到了这几点才能够被赐以乐。所以，凡是治下人民劳困的，赏给他的舞队就人员稀少；凡是治下人民安乐的，赏给他的舞队就人员众多。所以，观察诸侯的舞队，就可以知道他的德行；这就好比听到某人的溢号，就可以知道他的生前行事一样。尧之乐叫《大章》，意思是尧的德行昭彰。黄帝之乐叫《咸池》，意思是黄帝之德普施天下。舜之乐叫《韶》，意思是舜能绍继尧之德行。禹之乐叫《夏》，意思是禹能发扬光大尧舜之德。以上都是以文德命名的，如果再加上以武功命名的殷周之乐，命名的方式也就全了。

　　按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该热不热该冷不冷人就会生病，风雨不调就会发生饥荒。乐教对于人民来说就好比是寒暑交替，乐教不及时就会损害世道人心。礼制对于人民来说就好比是风雨，．礼制没有节制办事就不会奏效。由此看来，先王的制乐，就是用它来作为治理人民的一种方法，用得好就能使人们的行为合乎道德。譬如养猪酿酒，本来不是为了制造祸端，但是打官司的却日益增多，这就是饮酒无度造成的。先王有鉴于此，就特地制定了饮酒之礼。就为一次敬酒，宾主之间就要行很多礼，这样一来，即令整天饮酒也不至于喝醉。这就是先王防备酗酒闹事的方法。所以喝酒吃饭，是为了皆大欢喜，增进友谊。乐是用来表现德行的，礼是用来制止越轨行为的。所以先王有了死丧之类大事，一定要用适当的礼表示悲哀；先王有了喜庆之类的大事，一定要用适当的礼表示欢乐。悲哀和欢乐的程度，都以礼的规定作为标准。乐是圣人所喜欢的，因其可以改善民心，感人至深，容易移风易俗，所以先王才注重乐的教化。

　　人都具有血气，又有知好歹的本性，但其喜怒哀乐的感情却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取决于外界是怎样的感动人的内心，人的内心也就表现出相应的感情。譬如说，在演奏细微急促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忧郁；在演奏宽和、平缓、含义丰富而节奏简明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舒畅；在演奏粗厉、发声有力而收声昂奋、充满激情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振奋；在演奏清明、正直、端庄、诚恳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肃然起敬；在演奏宽舒、圆润、流畅、柔和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慈爱；在演奏流荡、邪僻、轻桃、放纵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淫乱。所以先王在作乐时，必依据人的性情，参考音律的度数，使其清浊高下各得其宜。既合乎造化的平和，又依循五常的德行，使其阳气发扬而不至流散，阴气收敛而不至闭塞，含刚毅之气而不至发怒，有柔顺之气而不至胆怯，四者交融于中而表现在外，皆安于其位而不互相妨害。然后订立学习的进度，增益其节奏，审查其文采，以量度德的厚薄。同时比照音律度数的匀称，排列章节起讫的次序，以使五声各像其代表之物，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间的伦理关系都表现在乐中。所以古人说：“从乐当中可以观察到发人深省的东西。”

　　土地贫脊，草木就不生长；在搅混的水里，鱼鳖就长不大；阴阳之气衰弱，生物就长不成熟；世道混乱，礼就会废弛而乐就放纵无拘。因为放纵无拘，所以听起来其声悲哀却不庄重，快乐却不安详，散漫简易而节奏紊乱，流连缠绵而无所归宿，声一宽缓就包含着邪恶，声一急促就挑动情欲，感发出人们的跌宕情绪，消灭人们平和的德性。所以，君子是鄙视这种音乐的。

　　凡是邪恶之声影响于人，人身上的邪恶之气就与之呼应；邪恶之气成为一时的风尚，于是淫乐就产生了。凡是纯正之声影响于人，人身上的纯正之气就与之呼应；纯正之气成为一时的风尚，于是和乐就产生了。一唱一和，互相呼应。乖违与邪僻，弯曲与直正，各有各的朋类，这也就是说天下万物都贯穿着这么一条理：同类相应。所以君子就摒弃淫溺之情，以调和自己的心志，’效法好的榜样以成就自己的德行。邪恶的声不听，杂乱的色不看；淫荡之乐和非礼之礼，心中根本没有它的位置；惰慢歪邪的习气，不让它沾染身体。使耳目、口鼻、心灵和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沿着正道，以履行其职能。然后砚发为声音，用琴瑟来伴奏；跳武舞时手执干戚，跳文舞时手执羽旎，用箫管来伴奏。这祥的乐就能够展现至高道德的光辉，调动四气的协和，从而昭示万物之理。因此，这样的乐，其清澈明朗像天，其无所不载像地，其终而复始像四时，其周回旋转像风雨。虽然乐器的色彩五彩缤纷，但却井然有序。虽然八音杂奏，但也不互相干扰；乐舞虽富于变化，但也像百刻计时那样有一定之规。高音与低音相辅相成，十二律互相配合，或倡或和，或清或浊，轮番为主。所以，这样的乐流行就能使伦类向善，耳聪目明，心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所以说：乐这个东西，是让人快乐的。但是君子快乐的是得到了仁义，小人快乐的是满足了私欲。用仁义来约束私欲，其结果是得到快乐而不会迷乱；只顾私欲而忘掉仁义，就会陷入迷惑而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推就所以前面说过，君子要摒弃淫溺之情以调和自己的心志，广乐教来完成教化，乐教推行则人民就归向仁义之道，至此，可以通过乐教看到君子之德了。所谓德，是人性的发端。所谓乐，则是由德开放出来的花朵。金石丝竹，是乐器。是抒发人的心志的，而歌则是拉长声调表达心志的声音，舞则是用种种姿态表达心志的动作。诗、歌、舞三者都是发自内心，然后用乐器为之伴奏。因此，乐所表达的心志，情感深厚而文采鲜明，气氛浓烈而使人潜移默化。和顺的品德积累于心，才能使乐的精华表现于外。有什么样的德，便有什么样的乐，只有乐是虚伪不了的。

　　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声是乐的表现形式。文采节奏是对声的修饰。君子从内心的感动出发，喜爱其表现形式，然后还要讲究文采节奏。例如《大武》之舞，首先要击鼓让众人做好准备，然后踏三次步表示即将舞蹈；一曲既了，再从头开始，以表示第二次出兵才灭掉了商。舞到最后阶段又整齐地回到原来的舞位。舞者步伐迅疾，但不慌乱；表情深刻，但不隐晦。整个舞蹈表现了只有武王能够在其快意之时不忘仁义，完全地施行仁义以利天下，而不是为了私欲。因此，人们不但可以从中看到武王伐封之事，还可以看出武王伐封之义。《大武》曲终，武王的德尊地位也昭然显示。观看《大武》，君子会愈益增加其好善之心，小人也会借以反省自己的过错。所以说：“治民之道，乐是最重要的。”

　　乐是让人听和看的，只求施予，不求报答。礼则是有来有往，既讲施予，也讲报答。乐是欢乐其发自内心的心情，而礼则要追溯其所从来的起点。乐要表明内在之德，礼则要报答恩情饮水思源。所谓大格，乃是天子之车；所谓龙旅九旎，乃是天子的族旗；有青黑色边缘的龟甲，乃是天子的宝龟；再加上成群的牛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天子用来赠送来朝将去的诸侯的。

　　乐所表达的，是感情之不可变易者；礼所表达的，是道理之不可变易者。乐强调调和同一，礼强调区别差异。礼和乐的学说，贯通了全部人情。探索人们内心的本源，推知它的变化规律，这是乐的实质；发扬人们真诚的品德，除去那些虚伪的东西，这是礼的原则。礼和乐能够顺应天地的情意，通达鬼神的恩德，感动天神地抵降临，化育万物大小之体，调整君臣父子的关系。所以圣人推行礼乐，天地就会因此而变得光明起来。天地欣然交合，阴阳互相感应，万物莫不得到覆育。于是草木茂盛，作物萌芽，鸟儿展翅飞翔，兽类活蹦乱跳，蛰虫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鸟类孵卵育雏，兽类受孕育子，胎生的不至于流产，卵生的不至于蛋壳破裂。这一切都应归之于乐的功能。

　　所谓乐，并非是指黄钟大吕、弹琴唱歌、举盾而舞，这些只不过是乐的细微末节，所以让儿童们表演表演就够了。所谓礼，也并非是指铺设筵席、陈设酒食、陈列礼器，以及登堂下阶、上前退后等等，这些也只不过是礼的细微末节，所以让办事人员去办就可以了。乐师光懂得声律诗句，所以只能面北操弦；宗祝光懂得宗庙中的礼节，所以只能跟在尸的屁股后面赞助礼仪；商祝光懂得丧葬之礼，所以只能跟在孝子身后提醒礼仪。由此看来，凡是深明道理的应在上，只懂得技艺的应在下；深明道理的应在前，只懂得技艺的应在后。因为先王明白这种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的道理，所以才能为天下制礼作乐。

　　魏文侯向子夏问道：“我穿上礼服戴上礼帽神情恭敬地去听古乐，就唯恐打磕睡。要是听郑、卫之音，反倒不知疲倦。请问古乐让我产生那样的感觉是何原因，而新乐又让我产生这样的感觉又怎样解释。”子夏回答道：“现在先说古乐：舞蹈时同进同退，整齐划一；唱歌时曲调平和中正而宽广。各种管弦乐器都在静候扮鼓的指挥，柑鼓一响，众乐并作。开始表演时击鼓，结束表演时击饶。用相来调节收场之歌曲，用雅来控制快速的节奏。表演完毕，君子还要发表一通议论，借古喻今，当然不外乎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就是古乐的演奏情形。再说新乐：舞蹈的动作参差不齐，唱歌的曲调邪恶放荡，使人沉酒其中而不能自拔。再加上徘优侏儒的逗趣，男女混杂，父子不分。表演完毕，让人无法给以评论，也谈不上借古喻今。这就是新乐的演奏情形。现在您问的是乐，而您所喜欢的是音。乐这个东西，与音相近而不相同。”

　　文侯说：“请问此话怎讲？”子夏答道：“古时候天地运行正常，四季风调雨顺，人民道德高尚而五谷丰登，疾病不生，也没有灾祸，这叫做太平盛世。然后圣人兴起，定下君臣父子的名分，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准则有了，于是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然后考正乐律，调和五声，演奏乐器来歌唱，创作诗篇来赞颂，这就叫做“德音”。德音才能称作乐。《诗经》上说：‘王季的美名传播四方，他的德行能够普照天下。既能普照天下，又能施惠于民，所以能够为人师表，能够成为国君，统治一方，能够顺应民心；能够择善而从。等到文王继位，他的道德高尚，连一点小毛病也没有，不但能得到上天的赐福，还能把福泽传给子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今您所喜好的，大概是叫做溺音的玩意儿吧！”

　　文侯又问道：“请问溺音从何而来呢？”子夏答道：“郑国之音多是男女偷情，使人心志淫荡，宋国之音留恋妻妾，使人意志消沉；卫国之音节奏急促，使人心情烦乱；齐国之音傲慢邪僻，使人志骄意满。这四国之音，都偏重于色情而有害于道德，所以是不用之于祭祀的。《诗经》上说：‘肃雍和鸣之音，祖先才喜欢听。所谓肃肃，就是肃敬之义；所谓雍雍，就是和谐之义。如果能做到既肃敬又和谐，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当国君的，能对自己的好恶采取谨慎态度就好了。因为国君喜欢什么，臣下也就跟着喜欢什么；君长做什么，百姓也就跟着做什么。《诗经》上说：‘诱导民众是很容易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后才有圣人出来，制成靴、鼓、控、褐、壤、挽，这六种乐器，是能够发出德音的乐器。然后再用钟、馨、竿、笙来伴奏，使文质相杂，再加上手执午、戚、旎、翟的舞蹈。这样的乐就可以用来祭祀先王之庙了，就可以用来设宴接待宾客了，就可以用来排列官爵高低，身份贵贱而无不得当了，就可以启示后人，使他们懂得有尊卑长幼的次序了。钟声洪亮，洪亮就可以用来发号施令，有了号令就会使人充满勇气，充满勇气则战无不胜。因此，君子听到钟声，就会想到武将。磐声坚定有力，坚定有力的声音使人明辨是非，明辨是非就会为真理献身。因此，君子听到磐声，就会想到那些为保卫国家而捐躯之臣。琴瑟之声悲哀，悲哀的声音使人清廉刚正，清廉刚正就会守志不阿。因此，君子听到琴瑟之声，就会想到刚正不阿之臣。管乐器的声音宽广，宽广的声音使人会合，会合就能聚众。因此，君子听到管乐器的声音，就会想到善于安抚百姓之臣。鼓擎之声喧闹，喧闹的声音让人激动，激动就会率众前进。因此，君子听到鼓覃之声，就会想到将帅之臣。由此看来，君子听音乐，并不是只听那铿锵悦耳的声音，而是要从乐声中听出某种会心的东西来。”

　　宾牟贾在孔子身边陪坐，孔子和他谈话。当话题涉及乐时，孔子问道：“《大武》表演开始前长时间的击鼓警众，你说象征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象征武王开始伐封时担心得不到众诸侯的支持。”孔子又问：“《武》乐的曲调曼长，绵延不绝，这又象征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象征武王担心诸侯率兵迟到，赶不上参加战斗。”孔子又问：“舞蹈一开始就威武雄壮地举手顿足，这又象征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这象征及时抓住战机，速战速决。”孔子又问：“《武》舞的跪姿是右膝着地，左膝抬起，这象征什么呢？”宾牢贾答道：“您所说的跪姿不是《武》舞的跪法。”孔子又问：“有人说《武》乐之歌有贪图商朝政权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这根本就不是《武》乐之音。”孔子又问：“如果不是《武》乐之音，那又是什么音呢？”宾牟贾答道：“这恐怕是乐官传授有差错。如果不是乐官传授有差错，那就是武王一时胡涂了。”孔子说：“是的。我从袋弘那儿听来的，和您所讲的一模一样。”

　　宾牟贾闻言站起，离开席位，恭恭敬敬地问道：“关于《武》乐表演开始前为什么要长时间击鼓警众等问题，已经领教了。而舞者每舞完一节都要亮相好大一会儿，请问这是象征什么呢？”孔子说：“请坐下，听我慢慢给你讲。首先要明白，乐这种东西，它是象征已经完成之事的。从《武》的细节上讲，舞者手持盾牌，稳立如山，这象征武王的威重之容。舞者举手顿足，威武雄壮，这象征太公的必胜决心。《武》舞表演到最后演员都跪了下来，这象征周公、召公的以文治替代武功。再从《武》乐的表演过程来讲，第一节象征武王北出孟津等待诸侯会合，第二节象征武王灭商，第三节象征回师向南，第四节象征南国归入版图，第五节时舞者分为两列，这象征周公和召公一左一右地辅佐天子，第六节时舞者回到表演开始的位置，这象征诸侯凯旋，尊崇武王为天子。在表演过程中，有时在舞队的两侧各有一人摇动铎铃，而舞者以戈矛四度击刺，这象征军威雄壮，威振中国；有时舞者象将帅部署士卒，又摇动铎铃夹队而进，这象征要早一点渡河伐封。至于舞者站在舞位上久立不动，这象征武王在等待各路诸侯的到来。再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对《武》乐的评论吗？武王战胜了殷封王，来到了殷都，未等下车，就把黄帝的后代封于蓟，把帝尧的后代封‘于祝，把帝舜的后代封于陈。下车以后又封夏禹的后代于祀，把商汤的后代安置于宋，整修了王子比干的墓，把箕子从牢中释放出来，让他去寻访商代的礼乐之官并且官复原位。为民众废除了殷封的苛捐杂税，为一般士人成倍地增加棒禄。然后渡过黄河向西，把驾车的马放牧于华山南面，表示不再用它们拉战车；把牛放牧于桃林的原野，表示不再役使它们；把兵车恺甲盖好包好以后收藏到府库里，表示不再使用它们。把干戈等武器倒放，用虎皮包裹起来，这叫做‘把干戈束之高阁’。把带兵的将帅封为诸侯。这样一来，普天之下都知道武王不再用兵打仗了。解散了军队，在郊外的学宫举行射箭比赛。诸侯在东郊习射时，奏《狸首》之曲；天子在西郊习射时，奏《验虞》之曲。战场上那种穿透恺甲的射箭停止了。大家都穿上了礼服，戴着礼帽，腰插笛板，而勇士也不身带佩剑了。天子在明堂祭祀祖先，而民众也就懂得孝道了。诸侯定期朝见天子，然后诸侯就懂得如何做臣下了。天子亲自耕种藉田，然后诸侯就懂得如何敬祖了。这五件事，是对天下进行教化的重大举措。在太学中宴请三老、五更，天子袒开衣襟亲自切割牲肉，捧着酱请他们吃，端起酒请他们漱口，还头戴礼帽，手执盾牌，为他们起舞。这是示范诸侯怎样敬老养老。像这样，周代的教化就普及四海，礼乐都得到贯彻，而这又非一朝一夕之功，由此看来，舞者每舞完一节都要亮相好大一会儿，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君子说：礼乐不可片刻离身。深刻体会乐的作用并用以陶冶内．心，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有了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就自然感到快乐，感到快乐就会心神安宁，心神安宁就会生命长久，久而久之就会被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这就有如天虽不言，而四季的交替从不失信；神虽不怒，而人人敬畏其威。这就是深刻体会乐的作用从而陶冶内心的结果。深刻体会礼的作用并用来整伤自身的外貌，就会给人以庄重恭敬之感，这种庄重恭敬之感又会使人感到威严。如果内心有片刻的不和不乐，鄙卑诈伪的念头就会乘隙而入；如果外貌有片刻的不庄不敬，轻易怠慢的心志就会乘隙而入。所以说，乐这个东西，是影响人的内心的；礼这个东西，是影响人的外貌的。乐追求的目标在于和，礼追求的自标在于顺。内心和悦而外貌恭顺，那么民众只要看到他的脸色就不会与他相争了，只要望见他的容貌就不敢有轻慢的念头了。由此可见，面色和善发自内心而民众莫不乐于听从，动作中规展现于外而民众莫不乐于顺从。所以说：深刻的体会礼乐之道，并将它用来治理天下，就没有什么难办的事情了。

　　乐这个东西，是影响到人的内心的；礼这个东西，是影响到人的外貌的。所以礼注重谦逊退让，乐注重丰满充实。礼虽注重谦让，但也要自我勉励，以自我勉励为美；乐虽注重丰满充实，但也要自我抑制，以自我抑制为美。礼注重谦让，如不自我勉励，就会由于谦让过分而导致礼数有缺。乐注重充实，如不自我抑制，就会由于充实过头而导致放纵。所以礼讲究自我勉励而乐讲究自我抑制。礼做到了讲究自我勉励就会感到快乐，乐做到了讲究自我抑制就会感到安宁。礼的自我勉励，乐的自我抑制，都是为了做到恰到好处，所以二者的道理是一样的。

　　音乐和舞蹈，是让人快乐的，这是人之常情，不可或缺。人有了快乐的事，一定要通过声音来表示，一定要表现于动作，这也是人之常情。声音和动作，作为表达人的心情变化的手段，也不外乎就这两点了。所以人不能没有快乐，快乐又不能不通过声音和动作表现出来，对这种表现如果不给以引导，就不能不出乱子。先王认为出乱子是件丢人的事，所以特地制定《雅》《颂》之声加以引导；使声的曲调足以让人感到快乐而不放荡，使其文辞足以讲求义理而不塞窒，使其声调的曲折与平直、复杂与简单、刚强与柔和、急促与缓慢足以感动人的善心就可以了，不要使放荡之心与邪恶之念影响人心。这就是先王制乐的原则。所以这样的乐，如果在宗庙之中演奏，君臣上下一道来听，就无不和谐肃敬；在地方上演奏，长幼一道来听，就无不和洽顺从；在家门内演奏，父子兄弟一道来听，就无不和睦相亲。所以，这样的乐，是审定一个基调以定调和之音，再配上各种乐器表现其节奏，使节奏合成为乐章，就可以用来使父子、君臣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使普天之下的百姓亲附。这就是先王制乐的原则。这样的乐，听其《雅》《颂今之声，纯正的思想就会占据脑海；手执盾斧一类的舞具，练习舞蹈的俯仰屈伸姿态，容貌就会变得庄严。按照固定的舞位舞域行进，与乐曲的节奏取得一致，行列就很规矩，进退就很整齐。所以，乐＿可以说是天地之间最能合同的东西，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是人情不可缺少的东西。

　　乐这个东西，是先王用来表示喜悦的；军队和刑罚这一套，是先王用来表示愤怒的。由此看来，先王的喜悦和愤怒，都找到了相应的表达手段：先王喜悦，则百姓们也跟着喜悦；先王愤怒，则暴乱之徒就害怕。先王的治国之道，礼乐可是起了重大的作用啊。

　　子贡去拜访师乙而向他请教，说：“我听说唱歌要适合各人的性格。像我这样性格的人适合唱什么歌？”师乙答道：“我是一个卑贱的乐工，哪里配得上回答您的问题。我只能告诉您一点我知道的情况，听了以后，由您自己作出判断。宽厚安静、柔和正直的人，适合唱《颂》。志意宏大而安静，疏朗通达而诚信的人，适合唱《大雅》。恭慎而好礼的人，适合唱《小雅》。正直而安静、廉约而谦让的人，适合唱《国风》。坦率而慈爱的人，适合唱《商》。温良而果断的人，适合唱《齐》。唱歌这件事，就是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情，展示‘自己的品德。自己唱了起来以后，会觉得天地也在响应，阴阳和顺，星辰按序运行，万物各得其所。《商》是五帝遗留下来的歌曲，因为商代人把它记了下来，所以叫做《商》。《齐》是三王遗留下来的歌曲，因为齐国人把它记了下来，所以叫做《齐》。明白《商》曲真谛的人，遇事总能果断。明白《齐》曲真谛的人，能够见利而让。遇事总能果断，这是勇；能够见利而让，这是义。这种有勇有义的人，如果不是通过歌声表达出来谁能知道？所以就歌者的旋律变化来说，或上仰而高亢，或下降而低沉，或拐弯如物之折断那般干脆，或停顿如枯树那般沉寂，平直之音合乎曲尺，回环之音合乎圆规，连绵不断之音恰似一串珍珠。所以唱歌也是说话，只不过是拉长声调的说话罢了。心里高兴，就想说话；说话还不足以表达这种高兴，就拖长声调来说；拖长声调还不足以表达，那就加上咏叹吁磋；咏叹吁磋还不足以表达，那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子贡问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