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开成元年（836年）。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在唐文宗授意下密谋诛灭宦官。事败，李、郑先后被杀，连未曾预谋的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也遭族灭，同时株连者千余人，造成“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惨剧，史称“甘露之变”。事变后，宦官气焰更加嚣张，“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通鉴》）。开成元年（836年）二、三月，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力辩王涯等无辜被杀，指斥宦官“擅领甲兵，恣行剽劫”，表示要“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并派人揭露宦官仇士良等人的罪行。一时宦官气焰稍有收敛。作者有感于此事以及朝廷依然存在的严重弊端，写了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