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周颂（包括《思文》）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周代先王的颂扬尤为热烈。周武王以“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在牧野伐灭“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的纣王，建立起西周王朝，救万民于水火。王室为光宗耀祖，百姓为感激解放，这就造成了对新政权、自然也包括对新政权先王们热情讴歌的盛况。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历代众多学者形成了《思文》为周公所作的强有力的共识。诗篇是盛朝的颂歌，作者是盛朝的大圣人，这一共识的形成也极自然。《诗经》中的多篇作者都归之于周公，此处不具论，而《思文》一篇却未必如是。

　　孔疏引用《国语》，说“周文公（即周公旦）之为颂曰‘思文’”，其实不确。《国语·周语上》载芮良夫所说的一段话中，原文是：“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并未言是周公所作。到了韦昭注中，才成为“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于天”。但是韦注本意只是说《思文》的内容乃反映周公所“思”，并非即指为周公所作，应当不难分辨。看来，是孔疏将《国语》原文与注文误融为一体，牵涉周公，并认定《思文》出自周公之手。这一误认，影响大而深远，以致成为后世诸多学者的共识，虽无伤大雅，总不免让人感到一丝遗憾。说无伤大雅，是因为《思文》确实也体现了周公的思想。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三世，于强国、灭商、平乱，功勋卓著，而重农保民又是其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可见，就理解《思文》的意旨而言，确实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周公；但是，就此认定周公为作者，终究不可取。要确认周公为《思文》的作者，还必须有早于或至少与《国语》同时的确凿证据，因为现有的确认不过是基于《国语》的不可靠的误认。《诗经》中凡无确凿充分证据而定为周公所作者，均可作如是观。

　　据《毛诗序》所言，《思文》是“后稷配天”的乐歌。后稷之所以“克配于天”，在《生民》序中说得再明白不过：“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后稷配天”的祭祀称为郊，即祭上帝于南郊的祭典。古人祭天（亦即上帝）往往以先王配享，因为人王被视为天子，在配享中便实现了天人之间的沟通，王权乃天授进一步确认，于是原本空泛的祭天便有了巩固政权内容的具体落实，而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这种天人沟通的努力，今天看来虽然过于原始、刻板，但在古代，尤其是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其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试想，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是何等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自然不是说《思文》毫无艺术性）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